習近平經濟思想是馬克思主義政治經濟學在當代中國社會的應用與發展。學習習近平經濟思想,可以從各層面、各角度,基于不同專業領域,多方面學習和思考。黨的十八大以來,每年中央經濟工作會議都要總結過去一年我國經濟發展中的成績、經驗、問題,也對下一年的經濟發展、經濟方針、經濟目標、經濟工作重點等作出部署。同時,每年的中央經濟工作會議都要對經濟工作中的規律性認識進行總結。黨的十八大以來這十年的中央經濟工作會議,可以生動地展示習近平經濟思想的形成脈絡、發展過程、核心價值。因此,從這個層面來學習領會習近平經濟思想,對我們也是非常有幫助的。
科學認識形勢、準確研判大勢,是做好經濟工作的基本前提。從我們黨成立百余年的發展歷程看,黨帶領中國人民無論是在干革命、搞建設,還是在促改革、謀發展的各個歷史時期,都始終高度重視對國內外形勢的分析與研判,這已成為我們黨的優良傳統,也是黨治國理政的重要經驗。我們黨之所以能夠領導中國革命、建設、改革事業從勝利走向勝利,一個重要原因也是及時對黨和人民事業所處的歷史方位作出科學判斷。黨的十八大以來,每年的中央經濟工作會議首先都要對中國經濟發展所處的國內外環境進行全面分析。
2012年12月召開的中央經濟工作會議指出,“現在,我們站在了更高的起點上。”這個高起點是什么?自2008年一場席卷全球的國際金融危機深刻改變了世界經濟格局,世界經濟由危機前的快速發展期進入深度轉型調整期,世界經濟復蘇艱難前行;中國經過改革開放,大大增強了綜合國力,特別是加入世界貿易組織之后深度融入經濟全球化進程,形成了富有韌性的超大規模國內市場,同時也形成了具有獨特競爭力的“中國之治”的治理優勢,全球經濟重心由西向東轉移的大格局特征愈加明顯。我國發展形成難得的機遇和有利條件。所以20世紀90年代之后,特別在21世紀的前十年,中國發展得非常快。中國加入世貿組織之后,市場韌性越來越強,由制造大國開始邁向制造強國,產業鏈、供應鏈越來越齊全,各種生產要素在國際國內充分流動,競爭力大大提高。2010年,中國已躍居為世界第二大經濟體,奠定了很好的基礎。但同時我國發展的不平衡、不協調、不可持續問題也日漸突出。為此,2012年中央經濟工作會議對新起點的發展環境作出重要判斷:我國發展仍處于重要戰略機遇期的基本判斷沒有變,但在國際環境方面的內涵和條件發生很大變化。我們必須深刻理解、緊緊抓住、切實用好這樣的新機遇,因勢利導,順勢而為,努力在風云變幻的國際環境中謀求更大的國家利益。
2013年12月召開的中央經濟工作會議進一步強調,國際金融危機影響具有長期性,國際市場爭奪更趨激烈,必須順勢而為、轉變思路。要冷靜扎實辦好自己的事,大力推進改革創新,把發展的強大動力和內需的巨大潛力釋放出來,以轉變經濟發展方式的主動、調整經濟結構的主動、改革開放的主動,贏得在經濟發展上的主動和國際競爭中的主動。這是對當時在新的更高起點上,我們面臨的“時”和“勢”作出的準確判斷。
后來的事實也驗證了這一判斷。2012年后世界經濟急劇變化,我國經濟在前行中深層次矛盾更加凸顯,直接表現就是經濟增長速度開始出現持續下行。面對過去我國經濟高增長態勢漸行漸遠,經濟界有許多擔憂,對此,習近平總書記在2014年12月召開的中央經濟工作會議上指出,“分析和看待這個問題,必須歷史地、辯證地認識我國經濟發展的階段性特征。”其實,黨中央此前已作出一個明確判斷,即我國經濟發展正處于增長速度換擋期、結構調整陣痛期、前期政策消化期“三期疊加”階段,標志著我國經濟發展進入新常態。
因此,在2014年中央經濟工作會議上,習近平總書記強調經濟工作就要主動適應經濟發展新常態,并深刻分析了經濟新常態的九個方面趨勢性變化。這些趨勢性變化既是新常態的外在特征,又是新常態的內在動因。這一系列實實在在的變化,要求中國經濟必須加快轉變經濟發展方式,從規模速度型粗放增長轉向質量效率型集約增長;必須加快經濟結構調整,從增量擴能為主轉向調整存量、做優增量并舉;必須增強經濟發展新動力,從傳統增長點轉向新的增長點。這是不以人的意志為轉移的,是經濟發展內在規律的驅使。習近平總書記就此強調,“認識新常態,適應新常態,引領新常態,是當前和今后一個時期我國發展的大邏輯。”
黨的十八大到十九大召開前的五年期間,黨中央深刻把握經濟發展新常態的階段性特征,堅持觀大勢、謀全局、干實事,成功駕馭了我國經濟發展大局,順利完成“十二五”規劃任務,在新的歷史起點上開創了經濟社會發展新局面,同時對我國經濟發展新階段也有了更加全面深刻的認識。
2017年10月召開的黨的十九大從社會主要矛盾已經發生全局性歷史性變化的高度,認識中國特色社會主義進入新時代。新時代,中國社會要著力解決的社會主要矛盾是人民日益增長的美好生活需要和不平衡不充分發展之間的矛盾。黨的十九大報告指出,我國經濟已由高速增長階段轉向高質量發展階段,正處在轉變發展方式、優化經濟結構、轉換增長動力的攻關期,建設現代化經濟體系是跨越關口的迫切要求和我國發展的戰略目標。
2017年,中央經濟工作會議進一步指出,推動高質量發展,是保持經濟持續健康發展的必然要求,是適應我國社會主要矛盾變化和全面建成小康社會、全面建設社會主義現代化國家的必然要求,是遵循經濟規律發展的必然要求。至此,“高質量發展階段”成為黨的十九大后深刻把握我國經濟發展階段的基本認識。
2018年初,中共中央政治局就建設現代化經濟體系進行集體學習,習近平總書記從建設創新引領、協同發展的產業體系,建設統一開放、競爭有序的市場體系,建設體現效率、促進公平的收入分配體系,建設彰顯優勢、協調聯動的城鄉區域體系,建設資源節約、環境友好的綠色發展體系,建設多元平衡、安全高效的全面開放體系,建設充分發揮市場作用、更好發揮政府作用的經濟體制等七個方面對建設一個什么樣的現代化經濟體系作出了系統闡述。六個體系、一個體制,構成現代化經濟體系。建設現代化經濟體系是我們跨越關口的迫切需要,也是實現我國高質量發展的戰略目標。
黨的十九大以來的五年,國際形勢更加波譎云詭、撲朔迷離,百年變局和世紀疫情相互交織。伴隨著中國經濟穩健快速發展,世界之變、歷史之變、時代之變也正以前所未有的方式展開。世界百年未有之大變局進入加速演變期,新冠肺炎疫情大流行影響廣泛深遠,經濟全球化遭遇逆流,一些國家單邊主義、保護主義盛行;國際經濟、科技、文化、安全、政治等格局都在深刻調整,世界進入動蕩變革期,中國發展的外部環境日趨錯綜復雜。
黨的十九大以來的五年,面對外部環境變化和新冠肺炎疫情肆虐,我們集中精力做好自己的事情,黨團結帶領人民直面挑戰,迎難而上,付出巨大努力,完成了“十三五”規劃任務,階段性地打贏疫情防控阻擊戰,脫貧攻堅任務如期完成,實現全面建成小康社會第一個百年奮斗目標,開啟了全面建設社會主義現代化國家、向第二個百年奮斗目標進軍的新征程,我國經濟發展又進入了一個新階段。
在這樣的背景下,習近平總書記在2020年8月主持召開經濟社會領域專家座談會時首次提出“我國將進入新發展階段”這一論斷。習近平總書記指出:“‘十四五’時期是我國全面建成小康社會、實現第一個百年奮斗目標之后,乘勢而上開啟全面建設社會主義現代化國家新征程、向第二個百年奮斗目標進軍的第一個五年,我國將進入新發展階段。”
新發展階段是以習近平同志為核心的黨中央對“十四五”時期我國所處歷史方位作出的新的重大論斷,體現了習近平總書記和黨中央對深刻變化的國內外環境的清醒認識和科學把握,為黨和國家在新階段謀劃新發展提供了根本遵循。
黨的十九屆五中全會將新發展階段的重大判斷寫入黨的文件,并作為“十四五”規劃對發展環境認識的基本依據。習近平總書記從理論依據、歷史依據和現實依據,對我國進入新發展階段這一戰略判斷作了深刻闡釋。習近平總書記指出,“新發展階段是我們黨帶領人民迎來從站起來、富起來到強起來歷史性跨越的新階段”,“我們的任務是全面建設社會主義現代化國家”,“我國現代化是人口規模巨大的現代化,是全體人民共同富裕的現代化,是物質文明和精神文明相協調的現代化,是人與自然和諧共生的現代化,是走和平發展道路的現代化”,“全面建設社會主義現代化國家、基本實現社會主義現代化,既是社會主義初級階段我國發展的要求,也是我國社會主義從初級階段向更高階段邁進的要求”。
按照馬克思主義唯物辯證法,運動是物質的存在方式,發展是事物前進的變化或上升的運動,意味著新事物代替舊事物。這其中就蘊含著對立統一規律、量變質變規律和否定之否定規律。中國經濟發展階段正是中國社會不斷演化的自然歷史過程,既要看到自然條件、社會條件乃至精神條件在變化,又要發揮主觀能動性,做到歷史規律的決定性和現實中人的主觀能動性的統一。
習近平總書記堅持以馬克思主義立場觀點方法看待中國經濟發展階段從量到質的變化,科學認識發展階段中出現的各種矛盾和問題,既有全局觀,又把握兩點論,要求我們辯證看待新發展階段的新機遇新挑戰,深刻認識我國社會主要矛盾發展變化帶來的新特征新要求新挑戰,在順應大勢中把握問題關鍵,在準確識變中科學應變、主動求變。其間蘊含的哲學智慧是習近平經濟思想體系中對中國經濟發展理論作出的重要貢獻。從黨的十八大以來以習近平同志為核心的黨中央作出經濟發展面臨“三期疊加”、經濟發展進入新常態、經濟轉向高質量發展階段等重大判斷;到黨的十九大提出中國特色社會主義進入新時代,這是我國發展新的歷史方位,并進一步明確我國經濟由高速增長進入高質量發展的階段;再到黨的十九大以來,進一步提出全面建成小康社會、實現第一個百年奮斗目標之后,我國進入新發展階段,每個階段都是對中國經濟發展“時”和“勢”的科學把握,是充分認識了從量變到質變的過程,真正體現了對我國經濟發展規律認識的深化。
(根據中央黨校(國家行政學院)習近平新時代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思想研究中心研究員胡敏《習近平經濟思想對當代中國經濟發展道路的鮮明回答》講稿摘編整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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