石軍：順應開放融通潮流，推動京津冀經濟融合發展

8月22日，第十六屆中國企業發展論壇暨京津冀協同發展研討會在北京人民大會堂舉辦。與會專家、學者、政府代表、企業家代表及媒體嘉賓500余人就津京冀地區協同發展面臨的機遇與挑戰深入探討。第十二屆全國政協經濟委員會駐會副主任石軍出席會議并發表演講。

以下是演講全文：

各位領導、同志們：

在2014年的2月份，習總書記提出實施京津冀協同發展戰略以來，全黨全軍全國人民熱烈擁護、積極響應，北京、天津、河北廣大干部群眾迅速貫徹、率先行動，尤其是廊坊市的構建現代產業體系行動走在了協同發展前列，為推進經濟融合發展提供了寶貴經驗。下面，我以《順應開放融通潮流，推動京津冀經濟融合發展》為題，談談個人的三點粗淺看法。

一、深入探討經濟融合發展路徑和機制

協同發展的核心是經濟的融合，搞好經濟融合的首要問題是探索融合的路徑。著名經濟學家艾豐在《智慧的鑰匙》一書中講過三步走融合路徑。第一步是組合，是指一個主體內部的要素優化，要想提高效率，就必須搞好組合；第二步是整合，是指不同主體的要素優化，要想提高競爭能力，就必須搞好整合；第三步是融合，是指更大范圍、更深層次的要素優化，要想融入世界產業鏈，就必須搞好融合。

走好經濟融合發展之路，關鍵在于完善企業融合發展機制。怎樣才能完善這種機制呢？中國社科院白益民同志所著《商社就是天網》這本書，對日本案例做過深刻地剖析。白益民指出：許多人認為日本的經濟不行了，中國的GDP已遠超日本，但是大家沒有注意到日本的GDP只占其GNP40%的一種現實情況。我們比日本的GNP少了60%左右。日本GNP龐大的原因，在于企業的海外擴張能力強大，而其海外擴張的能力源于產商融結合的財團模式。我們知道日本有個豐田汽車，不太知道在其背后有個豐田通商，這個綜合商社曾在中國布局100多家企業，包括汽車制造、零部件生產、裝備制造企業，如果沒有豐田通商的強力支撐，這些企業就難以單兵打天下。日本的產商融模式最早被韓國人復制，三星便是其中較為經典的一家，韓國政府建立的“綜合商社”幾乎都是以三星為模板，用三星的模式復制的。

實際上，綜合商社這種企業融合發展路徑和機制不是日本的獨創，而是來自中國的商業文明。大家可能看過電視劇《喬家大院》，它講的就是晉商從做貿易開始，之后做錢莊，最后把錢莊、貿易與產業聯結起來，探索形成了產商融結合模式。我們應該發揚光大晉商文明，學習借鑒日韓模式，創出一條政產學研金合作發展新路子，建立完善企業融合發展機制。

二、建立健全科技成果轉化平臺

當今世界的經濟發展，主要依靠科技創新驅動；科技創新的驅動，主要依靠科技成果轉化；科技成果的轉化，主要依靠轉化平臺的構建。美國、日本、德國等發達國家無一不是靠平臺轉化成果、靠科技驅動發展。我國正在著力實施創新驅動發展戰略，應該特別注重搭建科技成果轉化平臺。

近年來，我國科技成果井噴式增長，各類經濟園區也大幅擴張，但科技成果轉化率和園區利用率卻極為低下。據統計，我國科技成果轉化率只有20%左右，相反，美國達到90%以上，這里有若干原因。我們國家經濟園區利用率不到30%。導致這種狀況，是因為科技界不注重成果轉化嗎？不是！我們國家科技人員拿出很大精力到處尋找科技成果的落腳之地；是各級政府不積極承接成果轉化嗎？也不是！各級政府拿出相當大的人力、物力、財力到處尋求科技成果。廊坊的同志前些年也是拼命地尋找，我原來干過市委書記，那個時候主業就是到處去招商，滿天飛，開大會，簽署若干協議，半年以后剩不下一兩個項目，真的很費勁。根本原因哪呢？根本原因在于，沒有充分發揮市場配置資源的決定性作用，沒有建立健全科技成果轉化平臺。

京津冀既是全國科技創新的主陣地，也是各地搶人才搶成果的主戰場。京津冀三地應該把留住人才、聚集人才、用好人才放在推進協同發展的首要位置，人才是寶貝，成果是寶貝，應該把搭建科技成果轉化平臺作為融合發展的重中之重。

三、扎實推進營商環境國際化和法治化

當今世界處于政治、經濟、社會調整百年未有之大變局，當今中國處于經濟體制和發展方式雙重轉型之大變局。在這樣的大背景之下，我們最根本的任務是搞好經濟雙重轉型，最有力的反制是全面擴大對外開放，最迫切的行動是推進營商環境國際化和法治化。

5月11日下午，重慶市原市長、中國國際經濟交流中心副理事長黃奇帆同志在中國營商環境研討會上，講過經濟制度和規則開放的八大要點，這就是：準入前國民待遇、負面清單管理、知識產權保護、生態環境保護、勞動者權益保障、競爭中性、取消外貼、全面開放應開放領域。在八大要點之中，我認為落實“競爭中性”原則最重要最緊迫。改革開放以來，我國時常出現“國進民退”或“國退民進”的無謂之爭，實事求是講這兩種說法都不科學。從國民經濟發展的實際情況看，我們不是“國進民退”，也不是“國退民進”，而是“國民共進”。這都有數據為證的，翻出40年來的數據都可以證明。真正存在的最為突出問題是什么呢？是對國有經濟沒有實行“競爭中性”原則、對民營經濟沒有做到與國有經濟同等對待。深圳市委原常委、副市長張思平同志在一次高層論壇上就曾經列舉過我們國家對國有企業在資源配置上的七大傾斜，也就是說資源配置的七個不平等，在座的民營企業家可能更有這方面的切身體會。2018年，人行行長易綱在G30國際銀行業研討會上曾針對這一問題講了明確意見。他指出：為解決中國經濟中存在的結構性問題，我們將加快國內改革和對外開放，加強知識產權保護，并考慮以“競爭中性”原則對待國有企業。在此之后，國務院國資委的負責同志也多次講到堅持所有制中性原則，諸多經濟學家更是強烈呼吁落實“競爭中性”原則?，F在看，明確提出認賬“競爭中性”原則，全面落實國際公認標準，已經成為優化營商環境的重中之重，也已成為推動京津冀協同發展的緊迫任務。

面對世界“百年未有之大變局”，美國對國際規則的霸凌行為是“合則用，不合則棄”；我們則應積極推動WTO改革，抓緊引入FTA國際營商環境標準，努力實現我國與國際規則的基本接軌。過去，我們常講：一定不能讓中國的火車跑到外國的軌道上?，F在，我們應該講：一定要讓中歐班列跑到世界的軌道上，一定要讓外國的列車跑到中國的軌道上，一定要讓各國的列車在地球村奔跑起來。這是因為，只有我國和其他國家的列車都在相同的軌道上跑起來，才能搞好“一帶一路”建設，才能加快人類命運共同體構建，也才能更好推動京津冀協同發展！

謝謝各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