策展人，一群為歷史“打光”的人

博物館展廳，古與今意義交互的“劇場”。步入一場展覽，歷史湮沒的一隅被照亮，潛隱的文脈、昔日的創造、民族的精神，重新被每一個“我”熱忱地認領。

　　如今，“博物館熱”成為一道奪目的風景，江蘇各大博物館紛紛在策展方面下足功夫。一場好展覽，大到主題、風格、形式、推廣，小到墻上一顆釘子的定位，都離不開策展人的謀篇布局、匠心巧運。有人說，策展人就是那個給歷史“打光”的人——他們是導演、制片人、學者，也是優質公共文化產品背后的操盤手和靈魂人物。

　　好的展覽是如何被創造的？博物館如何更好地滿足人民群眾的美好生活需要？來聽聽策展人的故事和思考。

　　是導演，也是制片人

　　“兒童散學歸來早，忙趁東風放紙鳶”，放風箏是民間常見的游玩健身方式，同時，它也是重陽節的重要習俗。南京民俗博物館的“志在青云——南京風箏藝術展”定于今年重陽節期間舉辦。為什么要策這個展覽？在重陽節期間舉辦風箏藝術展，除了可以科普重陽習俗，如登高、秋游、放風箏、吃重陽糕，還可以讓觀眾明白，重陽節不只有“敬老”這一重涵義，放風箏和登高中更蘊含著“志在青云”的人生理想。

　　歷史關于過去，但展覽是當代的。好的策展人是連接歷史和當下的橋梁。

　　但對策展人而言，他們實際面臨的問題往往更復雜。展品從何處來？費用從何處來？他們除了做導演，還得做制片人。

　　在蘇州博物館館長謝曉婷的記憶中，“吳門四家”系列學術展覽的成功殊為不易。

　　“吳門四家”即沈周、文徵明、唐寅、仇英，這四位蘇州人在中國藝術史上留下了濃墨重彩的一筆，舉辦以他們的生平、創作為主題的展覽，無疑是“最蘇博”的打法。但2012年蘇博決定舉辦此系列展覽時，困難重重。那時的蘇博遠不是今天博物館熱度榜Top3的網紅博物館，館藏資源匱乏，研究力量薄弱，七成觀眾來蘇博，只是為了蘇博最大的一件展品——貝聿銘先生設計的蘇博建筑。

　　“在借展上就面臨很大的難題。”謝曉婷回憶。一是借展單位多。為沈周特展，他們向國內外14家單位借展，文徵明特展21家，唐寅和仇英各11家，這還僅僅是最后借展成功的單位，最初發出的借展函遠不止此。二是借展展品等級高，“吳門四家”的很多作品都是各館的館藏一二級品，特別是仇英，基本都是一級品，直接降低了借出的可能性。

　　向美國大都會藝術博物館的借展經歷可謂一波三折。謝曉婷回憶，籌辦沈周特展時，他們發去商借函，希望借出沈周的幾幅作品，其中一幅《四季花卉圖》卷殊為難得，上面有清代著名收藏家高士奇的題跋，結果遭到拒絕。舉辦文徵明特展時，他們又給對方寫信，因文徵明為他的好友、拙政園第一代園主王獻臣畫的《拙政園景》冊就收藏在該館，仍然遭到拒絕。2014年，蘇博舉辦唐寅特展，依舊鍥而不舍地向大都會藝術博物館商借展品，表明唐寅在蘇州人心目中的重要地位。終于，大都會藝術博物館同意借出《致若容書》。“這封信札是唐寅寫給同為科場舞弊案受害者徐經的父輩徐尚德的信，信中談及了沈周等一些前輩的離世和自身的學術成果，展出效果非常好。”謝曉婷說。

　　這段經歷給了謝曉婷很大的成長，“作為策展人，光懂藝術不行，還要有情商、韌性和很強的協調溝通能力。”

　　近日，由新四軍江南指揮部紀念館舉辦的“新四軍東進北上”革命文物巡展正在展出。步入展廳，江蘇新四軍的東進北上通過“彎弓射日到江南”“東進北上掃敵頑”“重建軍部鑄雄師”“豐碑仰止慰忠魂”“紅色基因代代傳”等五部分完成了精彩敘事。

　　這一展覽的創意，來自館長張燕的思考。今年是新四軍東進北上抗日85周年，能不能舉辦一個展覽，把“東進北上”的過程呈現出來，以真實的歷史呼應今人尋訪的腳步。今年6月，《擎旗江蘇——“新四軍東進北上”革命文物巡展》啟動，展覽在江蘇大地上流動起來——送進機關、部隊、社區、學校、企業等地，迄今已經走了十多站。

　　張燕說，選擇巡展的時間點，就像一部電影選擇檔期，其中大有學問。為了擴大影響，他們巧妙地“蹭熱點”：六一到學校，七一進部隊，文化和自然遺產日把編草鞋的非遺項目同時展出。很多紅色將士后人自費來為展覽站臺，當他們深情回憶新四軍父輩時，臺下許多觀眾濡濕了眼眶……

　　除了籌錢籌資源，策展人還得有吃苦耐勞的精神。連云港市博物館陳列部主任馬振林負責“永遠的豐碑——彥涵版畫藝術作品展”全國巡展時，為了趕到下一站舉辦地，一坐就是十五六個小時火車，“下車時整個人都是飄的”。籌辦“生活在票證時代——父輩們走過的難忘歲月”展時，為了尋找當年的老物件，淮安市博物館陳列保管部副主任宋文敬跑遍了文物市場、廢品回收站，他至今仍記得廢品回收站老板打量他的奇怪目光。

　　是學者，也是“講故事的人”

　　提升革命文物展示水平，需要有址可尋、有物可看、有史可講、有事可說，見人見物見精神。

　　“策劃革命主題展覽時，經常遇到的困難是歷史細節缺乏文物文獻的佐證，或文物背后的故事缺乏生動的歷史細節。”渡江勝利紀念館綜合業務部副主任楊學功慨嘆。

　　如今，在渡江勝利紀念館入口前的下沉式廣場上，“停泊”著一艘船身斑駁的黑色小火輪，它就是被稱作“渡江第一船”的“京電號”小火輪，時有觀眾佇立于此，想象半個多世紀前它搏擊風浪的英姿。然而，對于“京電號”如何成為南京解放“第一船”，以及在1949年4月22日晚和次日凌晨它究竟發揮了怎樣的作用，一開始缺乏翔實的歷史文獻佐證。為此，策展人通過多種途徑聯系“京電號”上的船工，翻閱當年南京中共地下組織人員撰寫的回憶資料，前往檔案館和造船廠查閱相關船只文獻，上窮碧落下黃泉，通過多種途徑相互印證，才終于確定了“京電號”在渡江戰役和南京解放中發揮的作用。

　　又如，“金陵支隊”曾在南京解放中扮演過重要角色。但由于當時該支隊成立時間短、南京解放迅速，有關支隊的更多“詳情”有待被解鎖。楊學功及其團隊不遺余力地征集文物、走訪支隊成立地，甚至對支隊成員進行大海撈針般的“追索”，終于為這支深藏功與名的“金陵支隊”補全了更多細節。

　　學術性是展覽成立的基石，所有的策展人都深諳這一點。撰寫《奔流——鎮江近代歷史陳列》展陳大綱時，鎮江博物館副研究館員連小剛感覺自己掉入了“史海”。鎮江近代史篇幅長、容量大，他必須結合展覽主題進行提煉、取舍，這個過程需要閱讀大量歷史文獻進行消化，然后為觀眾列出一條清晰簡潔的歷史脈絡。為了找到鎮江海關的歷史照片，他多方打聽，直到最后購買到中國海關博物館編著的《中國近代海關建筑圖釋》，里面鎮江海關的6幅照片，令他如獲至寶。

　　既要回到過去，在人類文明的燦爛遺產中鉤沉拾貝；也要面向今天，面向時代、面向年輕人與古為新。

　　“好的展覽不在于羅列了多少件厲害的文物，而在于講述了一個對今天有意義的故事。”南京市民俗博物館策展人楊書娟說。而對揚州中國大運河博物館館長鄭晶來說，“用什么樣的方式講故事，考驗著策展人的能力。”

　　“每個人都有自己的瓶子，不為他人所活，不為名利所累，這才是生活的真諦，你找到屬于自己的瓶子了嗎？”這是揚州中國大運河博物館推介年度大展“喬治·莫蘭迪”時的一段文案。就沖著這段話，許多觀眾毫不猶豫點開了購票鏈接。

　　喬治·莫蘭迪，意大利博洛尼亞畫家，一個終其一生“與瓶瓶罐罐廝守”的人。在他筆下，靜物的色彩淡雅素靜，畫面柔和寧謐，器物在似與不似之間超越了本身的功能性。一如鄭晶在展覽序言中所言，“對更多人來說，他們熟悉的或許是被時尚界狂熱追捧的‘莫蘭迪色’，是被當代設計師們反復提及的‘高級感’代名詞”，但在策展時，展覽部負責人徐小虎把對藝術史上“真正的莫蘭迪”的知識性講解放在配套環節，把大眾熱衷為莫蘭迪貼上的“標簽”，和他們對莫蘭迪作品的那份源于生活的感動與溫暖，保留在看展的直觀體驗中——

　　低飽和度的“莫蘭迪色”，似隱喻著沖淡平和的人生態度。器物上的灰塵，是“時間”的具象化身。畫室的一扇小窗、每天固定升起又落下的太陽、不變的光線、瓶瓶罐罐的陪伴，如同我們每個人的庸常人生。然而，莫蘭迪“把重復的事情做到極致”的藝術堅守，又熱烈地鼓勵著我們去尋找心中那個值得傾注畢生心血的夢想之“瓶”。

　　“挖掘藝術家的精神特質，然后把它和當下勾連，傳播學一定是結合著兩者——對展品理解的高度凝練，以及與時代的共情。”徐小虎說。

　　另一個精彩的策展案例是星云大師在南京博物院舉辦的展覽。南博名譽院長龔良坦言，館方曾經非常為難，因為星云大師的書法不講章法，策展無法從藝術角度切入。最終，展覽的落點巧妙地從“書法展”切換為星云大師的“智慧展”：大師的巨幅“心”字上，印著策展人的一句妙語——“不要看我的字，請看我的心”。展覽一下子火了。

　　俑來，俑現，俑復，俑遠……今年年初，“漢風華采——徐州北洞山楚王墓出土彩繪陶俑展”在徐州開幕，一張張逝去的古人面孔借陶俑復活。這是徐州博物館對出土文物“去墓葬化”展陳的又一次實踐。“‘徐州歸來不看墓’不是我們的追求，”策展人岳凱說，“觀眾不應總是站在墓葬文化的價值起點和扁平語境中看待文物，就像這場彩繪陶俑展，它應該是‘漢俑在當代的一個時尚秀場’。”

　　作為“秀場模特”的，是1986年在徐州北洞山楚王墓出土的彩繪陶俑，儀衛俑、樂舞俑、侍俑、雜役俑……他們表情鮮活、造型各異，不僅反映了漢代楚王宮廷生活的許多側面，更借助策展人精心設計的“有意味的形式”，被打上諸多“人文的光點”。

　　看，那個被精心復原的陶繞襟衣女舞俑，幾乎占據了秀場的C位。“裾似飛燕，袖如回雪”，她再現的是當年一場盛大的歌舞表演，她也許就是樂隊中的領舞。她正在表演的舞蹈，或是翹袖折腰舞，即劉邦寵妃戚夫人的看家舞技。只見舞女腦袋低頷，不勝嬌羞，而繚繞的長袖如一雙張開的翅膀，釋放著極致的生命能量。從她身上，觀眾們一眼洞見了“大漢風華”，看到了先民那種飽滿的生命質感，看到他們曾如何滿懷熱愛、精彩地生活。

　　他們是博物館未來的展望者

　　近年來，中國博物館事業步入了發展的快車道，作為公共生活重要容器的博物館，被賦予了更加遼闊的使命和想象。人們開始希望，博物館不再只是堆放珍寶的黑屋子，而是將社會、公眾、藝術、歷史相連的連接口。一如某年國際博物館日所倡議的：博物館要用“新方法”凝聚起“新公眾”，做“超級連接的博物館”。

　　博物館的“超級連接”乃至“化學反應”功能，有賴于策展人的努力。策展的新觀念、新方法、新技術，成為他們思索的課題。

　　在楊學功看來，博物館尤其是革命歷史博物館需要轉變話語體系。

　　在《一切為了前線，一切為了勝利——渡江戰役支前展》中，楊學功需要回應的一個難題是，如何讓今天的“我們”理解當年的“他們”為何支前。他展示了支前功臣車勝科、丁廣田、周盛友等人具體的生活細節，再現了鄉村路口趕車運送糧食的民工、納鞋底的鄉村大娘、給行軍路過村口的解放軍送水的民眾等微景觀，這些信息比抽象的口號更具直接性，它讓觀眾明白，支前不過是人民在捍衛自己平凡生活的權利。

　　策展是制造“意義語境”的行為。無錫博物院副院長、研究館員蔡衛東認為，博物館開始重視利用空間來講述故事。在無錫博物院，古色古香的文人書房式展廳和窗欞外搖曳的茂林修竹，構成了理解無錫文化的絕佳場域。

　　以人為尺度、打造友好型博物館的策展理念，是中運博開館僅兩年多就躍居頂流的密碼。作為大運河專題博物館，中運博考慮到，如果僅對運河知識進行密集輸出，很容易讓觀眾感到枯燥疲憊。于是，策展人充分運用不同的表現形式，尤其是大范圍應用數字技術和模型復原，對觀展的狀態體驗進行調節和切換——歷代運河變遷圖，以數字化演示的方法直觀呈現不同時期的大運河流向；運河河床剖面示意圖，通過不同厚度的泥沙演示不同的歷史年代；一艘仿制的沙飛船，允許觀眾直接進入船體內部，瞧見窗外景物飛速移動；一條“煙雨水巷”，利用數字大屏的光線變化營造日夜交替的效果，從晨光熹微到萬家燈火，鳥叫聲、蟬鳴聲、音樂聲、戲腔聲、拜堂聲不絕于耳，讓人沉浸在水鄉古鎮的夢幻中……這樣的博物館讓人倍覺溫暖和親切。

　　技術賦能，使博物館得以重塑“講故事”的方式。如果說，傳統的“講故事”大多仍是你說我聽，那么德基藝術博物館吸引近60萬人次觀展的《金陵圖》數字藝術展，則通過首次在文博展覽中運用Unity3D引擎實時演算，首創“人物入畫，實時跟隨”的互動觀展體驗。觀眾可以選擇心儀的角色作為自己的化身，在大屏幕上生成；根據自己的定位，角色在畫中游覽，直接與畫中人交流互動，自主探索獲取知識。德基藝術博物館展覽部主任孫樂介紹，展覽對成長體系和獎勵機制的設計，使年輕人與古人跨越時空的“文化相遇”成為可能，在最近一年間，他們還將帶著《金陵圖》走出國門。

　　系列展覽、聯合策展也是許多博物館發力的方向。蘇博舉辦“吳門四家”系列展覽時，就有觀眾連續四年為之奔赴，通過這一系列大展，年輕的蘇博完成了基于自身特色定位的穩定輸出，形成了自己的品牌特色。聯合策展則有利于優化資源配置，形成組合拳效應。楊書娟打算策劃一個反映長江流域端午文化的展覽：“端午節習俗是從長江流域文化中孕育、成長并最終家喻戶曉的，長江流域的多家博物館可以聯手，圍繞端午節俗的形成發展展示長江流域的物候、古人應對惡劣氣候的措施，以及講述春秋戰國時期長江流域的重要人物如屈原、伍子胥、勾踐、春申君和他們的家國故事。”

　　建設“博物館+社區”共同體，是博物館發展的前沿賽道。南京市民俗博物館正在嘗試把老南京民俗展覽與夜游文化相融合，促進所在熙南里歷史文化街區的發展。也有策展人將策展手段與博物館的社教功能結合起來。太平天國歷史博物館（瞻園）館園合璧，曾有傅抱石、林散之、錢松嵒等多位大師在瞻園賞景雅聚，該館舉辦的“小小書畫家在這里誕生”系列活動，自2004年首屆舉辦以來已有20年歷史。策展人徐丁串聯起瞻園儀門甬道、靜妙堂東側、一覽閣、臨風軒等園林空間，點綴其間的兒童畫作以稚嫩的筆觸、靚麗的色彩呼應著前輩大師們對明天的想象。

　　眼下，史上最熱的“博物館季”已經過去，然而，逛博物館已經沉淀為人們不可或缺的生活方式。道統深埋于器物，文物保存住文脈。那些被時光封印的文明密碼，等待著策展人為我們精彩打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