劉新剛：國企黨建創新，一種新型的企業治理文明

　　為了迎接黨的二十大勝利召開，7月5日，中國企業發展論壇第五次企業黨建（案例）研討會以視頻會議方式隆重舉辦。本次研討會的主題為“迎接黨的二十大召開，推動企業黨建創新，促進經濟高質量發展”，由中國企業聯合會、中國企業家協會指導，《中國企業報》集團、中企黨建研究院主辦，海亮集團有限公司協辦。北京理工大學馬克思主義學院院長、北京理工大學黨建研究中心執行主任、教授、博士生導師劉新剛出席會議并作主旨演講。

　　以下為演講內容：

　　大家好！

　　我是北京理工大學馬克思主義學院的劉新剛，很高興和大家一起參加這次論壇，一起來探討企業黨建的創新問題。

　　我們今天從企業治理角度去思考企業黨建創新工作。要闡發清楚這個問題，需要我們辨析兩個關鍵概念，“企業黨建”與“企業黨務”。我們在日常工作中探討企業黨務是沒問題的。問題在于不能過度將黨建黨務化。所以，要講清楚新時代國企黨建創新，首先需要澄清一個關鍵問題，就是要從國企治理角度去理解國企黨建，不能過度地把黨建黨務化。要從國企治理體系的創新和治理能力的提升角度思考國企黨建問題。企業治理能力上升以后，就能推動企業高質量發展。

　　今天我講三個問題。

　　第一個問題，辨析國企治理、國企黨建和國企黨務的關系。

　　第二個問題，探討一下基于國企治理視野下的國企黨建創新問題。

　　第三個問題，考察一下基于這一思維的國企治理創新如何能帶來國企高質量發展。

　　近幾年來，國企黨建工作取得很大發展成績是毋庸置疑的，其取得的發展成果在人類發展史上是具有重要地位的。但是，也有一些傾向需要我們關注，比如說，把黨建過度黨務化。我們需要思考，黨務是非常重要的，但是過度黨務化以后，從某種意義上就會沉浸在黨務的細節上，帶來黨建與治理“兩張皮”現象。黨建與治理“兩張皮”，第一個體現就是這邊做黨建，那邊做發展，二者之間沒有關系，這就違背了國企黨建創新的初衷。

　　國企黨建創新的關鍵問題就是黨組織成為企業內部治理主體，與企業內部的其他治理主體之間產生一種社會屬性的化學反應，這種化學反應就會形成一種新型的企業治理文明，最終能夠提升治理能力，帶動高質量發展。

　　2016年10月10日，習近平總書記在國企黨建工作座談會上，做出了兩個“一以貫之”的重大判斷，就是“堅持黨對國有企業的領導是重大政治原則，必須一以貫之；建立現代企業制度是國有企業改革的方向，也必須一以貫之。”并且談到如何實現兩個“一以貫之”，就是“把黨的領導融入公司治理各環節，把企業黨組織內嵌到公司治理結構之中”。這是一個非常清晰的表述，明確了要從企業治理角度去思考企業黨建創新問題這一重要方向。

　　迄今為止，談起公司治理結構，大家會想到老三會、新三會等。老三會是指公司治理中的黨委會、職工代表大會和工會。新三會指公司治理中的股東會、董事會和監事會。

　　老三會，主要涉及黨組織及其他相關組織，這是一個非常清晰的運用馬克思主義針對一個時代的具體問題所形成的有效方案。新三會，涉及現代公司法人治理結構，也是源于特定流派思想的現代公司治理方案?，F在有一個關鍵的判斷，要用好馬克思主義世界觀和方法論作為指引，推動老三會中的相關組織和新三會中的相關組織進行融合創新，為人類解決企業治理問題貢獻新方案。

　　要思考清楚“企業黨組織內嵌到公司治理結構之中”這一問題的關鍵，是要思考一般西方的公司法人治理結構理論有何不足。因為其有一定的不足，而黨組織介入能解決這些問題，從而形成高質量的治理結構。

　　新三會，乃至一般西方的公司法人治理結構的理論基礎是認為，人是理性的。那么理性人是好人還是壞人呢？理性人從某種意義上來說又不是好人，又不是壞人，他是一個機械的，像孤立的原子一樣的人。他不會動用社會屬性去牟利。所以，基于這樣的假設，就把治理想簡單了，其認為，市場是有效的，市場決策主體是理性的，理性人互相機械地制衡住，管理上就萬事大吉了。

　　這樣的治理體系會出現什么問題呢？在現實中的人不是理性人。如果基于理性人設置治理體系的話，也確實是理性人上了這個賽道，那這樣是沒有問題了。因為人也是理性的，人上了這個理性人賽道，理性人在這個基礎上就機械制衡住了，就相對平衡了，形成一個穩定狀態的治理結構，這樣是沒有問題的。

　　但是，現實中的人是社會性的人，有社會屬性。馬克思批判了把人當成“抽象物”的觀點，認為人是“社會關系的總和”。理性人就是單個人固有的抽象物，以此為起點進行思考，就會形成公司法人治理結構是沒有任何問題的，是非常完美的，其他組織不需要介入的觀點。

　　但是這個抽象的前提是有問題的，因為人并不是理性人，人是有社會屬性的人。那么社會屬性的人進入到這種理性人賽道，會引發什么問題呢？這個問題非常值得我們思考。如果理性人進入到理性人為基礎所設計的賽道，社會治理實踐中是沒問題的。但是，現在是社會屬性的人進入到這個理性人所設計的賽道，這樣就會出問題。

　　如果認為人是理性人的話，對人的屬性也不進行建設，往往社會人會滑落到比理性人還差的狀況，他喜歡操控并侵吞利益。所以這樣的人一上了理性人賽道，他就會侵吞公司利益，出現內部人控制等問題。同時，這種比理性人還差的人缺乏擔當。當公司需要跨越式發展的時候，他也跨越不了這個機械制衡結構，不愿意做事兒，干不了重大變革性的事情。同時，這種理性人在收集信號的時候，他會孤立地做出決策，不會考慮到整體。這樣的話，企業發展中就會出現問題：該企業無法成為社會有機體的一員，無法思考社會；他們又無法進行重大變革；也可能出現內部人控制等相關問題。

　　所以，基于理性人所設置的這個賽道，它在現實運行中會出現相關問題。正是由于出現這樣的一個前置性的判斷，所以才需要黨組織介入。

　　黨組織介入，從這個意義上來說，它是一個重大的“邀請”，而不是強行介入的?；诶硇匀怂O計的公司法人治理結構，需要黨組織介入才能校準和高質量地發展，從而創新出一種新型治理文明。

　　我們來看一下黨組織是如何介入的，它有哪些重大的治理體系創新？比如“三重一大”黨委會決策前置。黨委會決策前置，起到“把方向、管大局、促落實”作用。

　　第一，把方向。舉例來談，現在中央提出金融服務實體經濟，而在《資本論》里面有這樣的觀點，如果不進行相關治理，金融會野蠻生長，生長到一定程度就會脫離實體經濟，脫實向虛，從而帶來整個經濟無法實現高質量發展。而中央的這項決策，就是要實現金融服務實體經濟。那服務實體經濟這個金融發展的方向，誰能把控好呢？董事會在做決策的時候，主要通過成本收益核算來進行理性計算。而黨委會在做判斷的時候，就是要把方向。國家認為的方向是金融服務實體經濟，所以，黨組織介入按照這個方向發展。在黨委會決策前置的過程中就把方向把好了，然后在方向把好之后再進入到董事會，從而實現高質量發展。

　　第二，管大局。管大局涉及到全國一盤棋，涉及到一個企業在新發展格局等大背景下應該做什么事這一重要問題。這個問題，我們通過一個黨史上的案例來進行思考。解放戰爭中，大決戰在哪一個戰區最先發起，有利于全國一盤棋？當時中央的判斷是由東北最先發起對大局最為有利，這是一個大局。但這個大局能不能實現，需要從戰爭學和戰爭的“技術”層面去思考。所以，在東北野戰軍，政委負責管理好全國一盤棋的大局，大局管理好之后，至于戰爭學上能不能實現，就是司令員要做的事了。兩者同時實現，就實現了高質量的業績。這就是在治理體系上解決了個體和整體需要實現統一這一重大難題。

　　第三，促落實。黨組織介入還涉及到促落實。我們知道，行政體系促落實的能力是相對有限的，而黨組織可以對人的要求更高。因為黨員作為先鋒模范，對其要求可以更高。在促落實的時候可以有更高的要求，可以通過巡視整改制度來介入促落實，通過紀委介入來促落實，這都是黨組織的優越性。

　　實現“把方向、管大局、促落實”，這樣就保證了我們是在高質量發展的領域，而且保證了發展速度。所以這是一個重大的治理體系創新。

　　下面，我再談一個一般性的案例，比如功能性黨支部?，F在企業在攻堅克難的時候，很多問題都需要幾個部門聯合起來完成。這時候，行政體系往往能力有限。怎么能讓大家聯合起來？比如，要做一個重大的創新項目，需要幾個研究部門，如幾個國企的研究院共同攻關來完成。如果通過行政指令，大家想實質聚合到一起比較難。這時候就可以進行黨組織的創新，比如成立相關的臨時性黨組織。因為只要有人的地方就有黨員，有黨員的地方就可以成立黨組織。這種功能性的黨組織把大家聚合到一起，發揮黨組織在聚人心等方面的優勢，把大家實質融合起來，一起攻堅克難，完成這一項偉大事業。

　　所以，黨組織介入國企內部治理是方方面面的。在各個領域都涉及到，和行政組織甚至學術治理組織融合起來產生化學反應。從某種意義上來說，完成了人的主觀世界的改變，人的擔當能力的提升，這樣就能實質提升企業治理效能。

　　我們再談一個問題，就是如此形成的新型企業治理文明，如何能帶動高質量發展？這種新型治理體系，其思維方式和存在方式都發生了重大變化。黨組織介入后，背后深層次帶來的是治理思維方式和存在方式的重大變化。

　　我們先看一下思維能力。習近平總書記強調，辯證唯物主義是中國共產黨人的世界觀和方法論，并希望我們用系統論來思考問題。這種思維能力能夠對國際國內的變局進行科學研判，比如說對全球的研判?，F在很多國企都走出去了，這就需要了解世界大變局。要了解世界大變局，就要有馬克思主義分析能力，分析清楚當今時代資本主義究竟出了什么問題。比如說資本主義的過度金融化以后，下一步會帶來什么問題？還比如說凱恩斯主義的貨幣政策過度運用后，給資本主義國家，給全球經濟帶來什么問題？這樣的一些立場、觀點、方法必須要有。如果沒有這種立場、觀點、方法，而是持有像新古典主義經濟學那樣的觀點，認為資本主義沒有任何矛盾，那么作為一名國企負責人，在走出去之后，所做的決策就會出現重大偏差。決策偏差，怎么可能推動企業實現高質量發展？

　　而針對這些問題，馬克思在《資本論》里面只談了工業時代的資本主義問題，并沒有探討疊加貨幣政策，疊加智慧技術革命，疊加新冠疫情，資本主義會如何運行發展的問題。對這樣一些問題，必須通過黨組織的學習能力、研究能力才能研判清楚，研判清楚以后才涉及到決策方案的正確。所以，這涉及到思維能力，涉及到是否能駕馭系統思維深刻把握住新發展格局。

　　那么新發展格局下，國際國內究竟有什么差異？在國際，面對資本無序擴張帶來的深度問題，其解決能力有限，所以循環問題比較嚴重。在國內，由于靠黨的自我革命推動社會革命，通過治理體系、治理能力建設，把資本的野蠻生長、無序擴張等問題解決掉，實現有效資本治理，推動循環暢通，實現高質量發展。

　　這一個思維能力是黨組織通過學習所掌握的，有這種思維能力之后，下一個重要問題就是如何組織起來，要了解到人類社會矛盾重重，全球資本主義矛盾重重，而我們雖然是社會主義國家，也是要受到這種矛盾影響的。

　　一個企業如何把員工組織起來，在這種全球資本消極作用發展的過程中去搶占發展機遇，推動高質量發展，把中國帶到世界舞臺中央，為人類做出貢獻？這樣一些問題，需要研判清楚問題之后，靠黨組織堅強的組織力把人組織起來，然后迎接挑戰，抓住機遇推動高質量發展。

　　所以從這個角度來說，新時代國企黨建守正創新形成新型企業治理文明，這一企業治理文明確實能帶來企業高質量發展。

　　各位領導，各位專家，我們在未來的國企黨建創新中，要把理論創新和實踐創新結合起來，在帶動國企高質量發展過程中，也能夠很好地為人類供給一種新型的企業治理文明，這是我們國企人的擔當，也是研究國企問題學者的擔當。在未來這種理論創新和實踐創新的共同互動中，為人類做出新的貢獻！

　　謝謝大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