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香港與深圳深化合作戰略研究》發布，提出深港合作重要設想

　　2023年1月4日下午，由深圳市福田區人民政府主辦的深港戰略合作論壇暨《香港與深圳深化合作戰略研究》新書發布會正式舉行。

　　論壇期間，香港中文大學商學院教授、香港中文大學EMBA項目主任劉民就《香港與深圳深化合作戰略研究》一書進行了發布。該書由人民出版社出版，由第十一屆全國人大常委會副委員長周鐵農、第十一屆全國政協副主席厲無畏、中國證監會原主席肖鋼聯袂作序推薦，作者包括林居正、張潤澤、余臻、田程偲、林子堯、何寧馨、毛心言。

　　據介紹，主要作者林居正是深圳市地方金融監督管理局領導班子成員，深圳市決策咨詢委員會金融專家組副組長，博士生導師，香港中文大學（深圳）客座教授。武漢大學國際金融碩士、復旦大學“福特班”研究生、南開大學世界經濟在職博士研究生。作為項目核心成員，參與由全國政協原副主席陳元牽頭、證監會原主席肖鋼具體負責的廣東省委、省政府重大課題。作為專家組副組長，參與國家自然科學基金重點項目，主持研究多項深圳市委、市政府重點課題，曾主筆深圳市人民政府《關于進一步扶持高新技術產業發展的若干規定》（新22條）。在《經濟研究》《金融研究》等刊物發表論文40余篇，獨著《共同基金投資與市場》，合著《香港與深圳深化合作戰略研究》《中國企業債券國際化研究》《先行示范區金融創新發展研究》，合編《深圳經濟特區金融40年》等。

　　全書分為十章，涵蓋香港與深圳發展歷程、香港與深圳產業現狀、香港與深圳兩地發展關系、香港與深圳合作發展演變與問題、香港與深圳深化合作的機遇與挑戰、香港與深圳深化合作的總體思路、香港與深圳深化合作的產業合作、香港與深圳深化合作的要素合作、香港與深圳深化合作的規則對接、香港與深圳深化合作的輻射示范等內容。

　　根據劉民介紹，本書提出了新時代需要更高層次、更大范圍的改革創新。改革開放初期，習仲勛同志在主政廣東時指出，改革的節奏不是小搞、中搞，而是要大搞，快搞；改革的策略不是一哄而上，而是根據各地方的特點，讓有條件的地方先行一步；而先行一步需要中央更大的支持，同時多給地方處理問題的機動余地，不能有太多條條框框的限制，否則“先行一步”也將成為空話。習近平總書記親自謀劃、親自部署、親自推動的“大灣區規劃”和“先行示范區意見”完全是一脈相承，將有力推動中國更高水平、更大范圍、更寬領域的改革開放，將毋庸置疑地彪炳歷史史冊！

　　如果沒有習仲勛同志主政廣東開啟改革開放“先走一步”、沒有中國改革開放總設計師鄧小平同志的拍板支持，如果沒有改革開放新的偉大革命，沒有勇于改革、勇于創新、勇于擔當的改革開放精神，廣東和深圳取得如此舉世矚目的成就是難以想象的，中國迅速崛起并成為全球第二大經濟體而屹立于世界之林是難以想象的。

　　改革開放至今，中國取得了從站起來到富起來、從富起來到強起來的歷史性成就，但當前改革開放的復雜性不亞于改革開放初期，面臨的內外部挑戰和戰略機遇前所未有。在瞬息萬變、時不我待的大環境下，該書作者提出，必須在習近平新時代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思想指引下，堅定不移全面深化改革開放，提升經濟發展效能，敢于探索重大體制機制創新，敢于突破與當前中國發展不相適應的重大障礙，敢于以前所未有的力度、速度和強度進行自上而下的頂層設計和推動，并繼續堅持讓深港等具有改革創新基因的城市發揮好先行示范作用。

　　會上，中國證監會原主席肖鋼對《香港與深圳深化合作戰略研究》一書的發布表示祝賀。他表示，該書是一本關于香港與深圳發展問題具有戰略性、前瞻性的著作。首先，該書提出了香港和深圳深化合作的戰略意義、重大機遇和新時代使命，分析了頂層設計與摸著石頭過河的關系、公平與效率的關系，客觀對比了香港與深圳的核心競爭力變化和內在發展問題。其次，該書致力于推動“一國兩制”事業發展新實踐，站在頂層設計的維度，提出規模化、集成化、效率化的改革創新政策，推動香港融入國家發展大局，其中關于“一鍋做飯、利益共享”的合作理念和“一區一園”的觀點，是在現有前海、橫琴和香港北部都會區模式的基礎上提出的更進一步的重要設想。第三，該書緊扣了科技創新、共同富裕的國家戰略部署，提出香港和深圳深化合作需要體現支持科技創新的擔當作為，體現提升民生福祉的社會責任，體現輻射帶動大灣區乃至全國統一大市場的示范功能，以便在更大范圍實現經濟繁榮和共同富裕。

　　深港合作需要進行頂層設計與頂層推動。該書作者認為，頂層設計是保障改革開放系統性、總體性、協調性的基礎。深港合作的頂層設計需要服務于改革開放發展大局，處理好內循環與外循環的關系、供給側改革與需求側改革的關系、公平與效率的關系以及穩定與發展的關系；需要豐富“一國兩制”理論與實踐，全面準確把握新時代下“一國兩制”的內涵；需要貫徹高質量發展新理念，加強金融服務科技強國戰略的擔當作為，著眼于產業協同和民生服務；需要推動“先行示范”長遠發展目標，用好深圳先行示范和香港高度自治的政策紅利，進行前瞻布局，注重長期示范效應；需要處理好與摸著石頭過河的關系，站在更高維度思考“摸著石頭過河”的外延，即在堅持中國共產黨領導和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基本制度的前提下，在頂層設計的牽引下，對于凡是能夠促進港深經濟發展和社會進步的重大設想，都可以通過“摸著石頭過河”加以嘗試，以此推動形成規模化、集成化、效率化的改革創新政策。

　　為了更好實現頂層推動，該書建議，中央在深改組下設立先行示范區指導機構？先行示范區辦公室，進行頂層統籌；建立高層級的深港澳議事聯席會議機制，并向中央爭取賦予深港澳議事聯席會議機制在跨境制度制定的部分決策權；全國人大或全國人大授權國務院就先行示范區、港深合作區發展進行頂層立法。

　　探索“一區一園、一鍋做飯”發展新模式。該書認為，當前“一區兩園”的發展模式未對深港兩地發展進行統籌考慮，存在利益分配不明確等突出問題，進而極大限制了合作區的建設進度和實際效果。而“雙軌制”和“飛地模式”也存在明顯的局限性，因此，“一區一園、一鍋做飯”發展新模式即在堅持中國共產黨的領導下，在一國兩制的框架下，統籌規劃深港合作區發展，采用統一的、國際最優越的稅制制度、人才制度、知識產權保護制度體系，將合作區作為推動港深兩地機制充分對接、要素充分互動、機構互設充分便利的重要承載區，使合作區內的人流、物流資金流、信息流能夠自由流動，極大提升兩地機構和企業在合作區展業的積極性和效率。

　　同時，“一區一園”發展需要堅持利益共享、市場化和做大增量原則。利益共享原則意味著在利益分配上既需要秉承合作共贏的理念，滿足深港兩地的基本發展訴求，使合作區的發展成果能夠更好地惠及兩地企業和居民，同時又需要充分意識到促進香港融入國家發展大局、保持香港長期繁榮穩定的重要意義，輔以合作利益向香港傾斜的制度安排和保障措施，注重長遠利益，推動可持續性的合作。市場化原則意味著在園區整體產業規劃下，兩地企業可以綜合考慮項目成本、收益和風險等市場化要素，基于自身的規模和競爭能力、業務布局和合作意愿，自主選擇合作企業，而非通過行政手段要求兩地企業開展有違市場化原則的合作，進而提升兩地企業的合作效率。與此同時，政府可制定相關政策舉措，鼓勵兩地企業在同等條件下，優先選擇與園區內的企業開展合作。做大增量原則意味著需要注重增量機構和增量業務的引進。鼓勵深港兩地優質成熟企業將合作區作為擴大再生產和業務拓展的重點區域，既避免本地企業的核心業務分流對經濟總量的影響，同時又能使合作區快速產生經濟效益。

　　以理性、客觀、平等的姿態看待深港合作問題。該書作者表示，在40多年改革開放的實踐中，港深之間的綜合實力和競爭力已經發生了根本性的變化。香港盡管在國際影響力上仍然具備深圳難以比擬的優勢，但在改革開放初期確立的中國經濟總量第一大城市的地位已不復存在，在傳統的金融、貿易、航運等領域的絕對優勢已逐漸喪失，實體產業根基不牢、大型本土企業相對匱乏、社會治理架構難以應對極端風險等短板日益突出。盡管在人均GDP、人均收入等方面仍然優勢明顯，但固化的社會階層、懸殊的貧富差距以及高企的生活成本并未帶來居民幸福感的提升，反而引發了一系列的社會問題。相反，當前的深圳與改革開放前的“小漁村”已經不可同日而語，在諸多領域已實現了對香港的快速追趕甚至反超，經濟總量步入全球前十，創新能力處于全球領先地位，產業結構呈現高質量發展的特征，大型本土企業蓬勃發展，金融與科技相得益彰。但由于深圳是一座新興城市，歷史積淀不足，因而在國際影響力和城市品牌上依然面臨明顯短板。

　　在此背景下，首先，需要理性看待香港競爭力下降的內在原因，充分意識到香港的產業結構和部分體制機制設計已經難以適應大變局的現實要求；需要理性看待香港與內地城市的競爭關系，充分意識到香港回歸后發展問題的根源不在于內地城市削弱了香港的優勢產業，分流了香港的國際資本；需要理性看待“一國兩制”與香港融入國家發展大局的關系，充分意識到兩者并不矛盾，而是相輔相成的關系，香港與深圳深化合作非但不會削弱香港高度自治的根基，反而會鞏固香港產業發展的根基；需要理性看待香港在國際制度、城市品牌和軟環境上的優勢，正視競爭力下降和支柱產業缺乏支撐的嚴峻挑戰，既不對優勢領域過度自信，甚至固步自封，又不對問題挑戰妄自菲薄，甚至自暴自棄?？傊?#xff0c;香港必須進一步解放思想，務實且自愿地積極攜手深圳砥礪前行，共創更加美好的未來。其次，需要客觀看待香港為改革開放作出的突出貢獻，充分意識到香港在全球競爭環境和構建雙循環新發展格局中將發揮新的更大作用；需要客觀看待中央政府、內地城市和全國人民對香港的全方位支持，充分意識到改革開放永遠是香港持續發展的巨大紅利，偉大祖國永遠是香港化解危機的堅強后盾。最后，港深合作需要建立在互利共贏的基礎上，而非任何一方利益無條件或不符合市場規律和效率優先原則的讓渡；港深合作需要建立在沒有主次之分的基礎上，而不是將深圳作為支持香港發展的“后臺”；港深合作不能因為兩地行政級別的差異而形成不對等的合作關系，有必要通過賦予深圳更高的行政權限和自主權力，甚至考慮將深圳升格為中國第五個直轄市，以方便與香港建立更加平等的溝通協調機制。

　　在深港兩地乃至大灣區范圍內全面推行人民幣計價。一是可以探索香港股票、債券、資產管理和財富管理等市場優先以人民幣計價，依托轄區銀行、AMC等金融機構開展信貸資產、貿易融資資產等資產的跨境轉讓，鼓勵跨境資產轉讓采用人民幣計價和結

　　算。同時，鼓勵內地政府和企業在香港發行以人民幣計價市政債、企業債，將人民幣推向國際。二是可以逐步擴大人民幣計價的覆蓋面，探索在民生金融、對外貿易等領域逐步推進人民幣計價。三是香港可以在暢通中國產業鏈、供應鏈、研發鏈中發揮更大作用，幫助人民幣在各類鏈條的發展中加快全球化步伐。

　　以深港合作推動構建更大范圍的南方統一市場。該書表示，充分借鑒港深經濟、市場、制度合作經驗，探索建立南方統一市場，在構建全國統一大市場中率先破局。通過依托泛珠三角、長三角、粵港澳大灣區、海南自由貿易港、閩臺融合等一系列國家規劃，將中國南方各省級行政區域的內部市場規則、要素統一起來，向內構筑內循環的強大基礎，向外與RCEP經濟圈聯，對接東盟和“一帶一路”等更大的世界市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