重磅調研：糧食、能源和礦產等初級產品供給如何保障？

中國經濟網北京8月17日訊 8月15至17日，經濟日報在頭版繼續刊出“五個重大理論和實踐問題深度探析”系列調研報告，聚焦如何做好糧食、能源和礦產等初級產品的供給保障問題。

　　去年底召開的中央經濟工作會議上明確提出了正確認識和把握五個重大理論和實踐問題。如何穩步邁向共同富裕？如何讓資本規范健康有序發展？如何保障好初級產品供給？如何著力避免發生重大風險？如何穩步有序推進碳達峰碳中和？這些問題既是當下必須面對和解決的現實問題，又是對黨和國家事業發展具有前瞻性、戰略性、長期性意義的問題。今年以來，聚焦五大熱點問題，經濟日報組成30多人的專題調研組，深入采訪部委、學者、智庫、企業，歷經3個多月，形成9萬多字的調研報告，自8月3日起陸續刊發。

從戰略高度謀劃初級產品保供

——正確認識和把握初級產品供給保障（上）

本報調研組

　　初級產品包括糧食、能源和礦產等，是經濟社會發展的基礎性產品。我國擁有960萬平方公里的廣闊國土、19.18億畝耕地，2021年糧食產量13657億斤，原煤產量41.3億噸，原油產量1.99億噸。這構成了初級產品的基本家底。

　　保障好初級產品供給，是一個重大的戰略性問題，必須加強戰略謀劃，及早作出調整，確保供給安全。

　　初級產品至關重要

　　對中國這樣一個發展中的人口大國來說，做好初級產品供給保障意義重大。無論是保障產業鏈供應鏈穩定、緩解實體經濟成本壓力，還是統籌發展和安全、做強國家安全的經濟基礎，都要求做好初級產品供給保障。

　　——加強初級產品供給保障，是國情使然。

　　我國是14億多人口的大國，人均GDP超過1.2萬美元的超大經濟體，這意味著初級產品的國內需求規模極為龐大，城鄉居民生活不可或缺。2021年，我國工業增加值規模達37萬億元，貨物貿易進出口額為39萬億元，皆居世界第一，這意味著參與國際經濟大循環，我國需要有與世界工廠地位相匹配的初級產品供應。

　　在許多人的傳統印象中，初級產品太常見、太基礎，技術含量有限、附加值不高，常常忽視其價值，甚至視為“衰落的行業”。然而，隨著各國經濟發展，全球資源能源需求持續上升，初級產品與制成品的“實力對比”已經悄然發生轉變。一些初級產品雖不像高新技術產品那樣“光鮮”，但因總量有限、不可再生、不可替代，往往在產業鏈中擁有更強的影響力與話語權。

　　初級產品事關生存，雖然平時不顯山不露水，但關鍵時候、有事時候，其重要性可壓倒一切。盡管制成品尤其是高附加值的復雜制成品也很重要，但初級產品是經濟運行的基石，經濟活動和社會生活須臾離不了初級產品。初級產品供給保障能力強不強，直接決定著我國經濟發展的成色、韌性和抗沖擊能力，對國家的重要性不言而喻。

　　——加強初級產品供給保障，是現實所需。

　　去年以來，部分國際大宗商品供給緊張、價格上漲，更凸顯了初級產品的稀缺性。今年以來，俄烏沖突嚴重影響全球糧食和能源供給，也使得初級產品成為焦點問題。

　　中國人民大學農業與農村發展學院教授程國強介紹，俄烏作為全球糧食生產和出口大國，此次雙方沖突對全球糧食市場及供給格局影響重大。俄羅斯、烏克蘭是世界重要糧食供應國，在國際糧食市場具有舉足輕重的地位。2021年，俄羅斯小麥出口3290萬噸，占全球18%；烏克蘭小麥出口2000萬噸，占全球10%；兩國玉米出口占全球19%，葵花籽油出口占全球63%，菜籽油出口占全球15%。

　　中國石油大學（北京）俄羅斯中亞研究中心常務副主任劉乾分析，短期來看，俄烏沖突對全球能源市場正形成嚴重沖擊。從長期看，現有的國際能源體系將加速變革。俄羅斯出口的石油占全球石油貿易量的10%，出口的天然氣占全球貿易量的近20%。俄烏沖突導致的地緣政治局勢緊張，將影響市場供需體系的平衡。無論是沙特還是美國，短期內都不具備完全替代俄羅斯的可能性。全球能源供需緊張、西方的金融制裁以及俄羅斯以盧布結算能源資源產品的反制措施，正在嚴重沖擊國際能源定價體系和結算體系。

　　——加強初級產品供給保障，是長遠戰略。

　　“基礎不牢，地動山搖。”初級產品供給是國民經濟最基礎的部分。國務院發展研究中心研究員段炳德認為，無論是滿足人民對美好生活的需要，還是經濟發展需要保持一定增速，都意味著對初級產品的需求處于持續上升期。中國社會科學院當代中國研究所研究員鐘瑛說，沉著應對世界百年未有之大變局和新冠肺炎疫情，需要我國統籌發展和安全，尤其是注重保護產業鏈安全和初級產品保障安全。這體現中央經濟政策的底線思維，強調在極限的情況下，保障中國的石油、糧食等初級戰略物資能夠自給自足，并增加儲量。

　　種種跡象顯示，關鍵初級產品的稀缺性在上升。中國社會科學院發布《2022年全球十大趨勢展望》，提出由于主要大國爭奪關鍵資源能源、確保安全供應及主導能源結構轉型的博弈不斷升級，全球初級產品的供求仍將處于嚴重失衡狀態，初級產品價格波動風險和可獲得性風險將更加凸顯。一方面，初級產品價格波動對出口國和進口國產生了不對稱影響，尤其是對于進口國，初級產品價格上升會影響國內原材料的投入成本，進而對其通貨膨脹率、進出口貿易、本幣匯率和國際收支等產生不利影響，而出口國的資源民族主義抬頭，可能進一步抬升關鍵初級產品的稀缺性。另一方面，低碳發展對初級產品供求關系帶來的影響不容忽視。隨著低碳經濟的快速發展，銅、鎳、鈷、鋰、稀土等稀有金屬的需求正在大幅上升，大國對稀有資源的爭奪將進一步加劇。

　　保障形勢不容樂觀

　　黨的十八大以來，黨中央高度重視初級產品保障供給。糧食生產實現十八連豐，自然資源利用取得重大進展，深入推進能源革命，為經濟社會高質量發展奠定堅實基礎。不過，做好初級產品供給保障任務十分艱巨，有的種類初級產品進口依存度已經比較高。比如，石油、鐵礦石、大豆等對外依存度較高，一些資源和原料的進口比重還在上升。最近幾年，越來越多的初級產品開始依賴國際市場。

　　我國是初級產品生產和需求大國。自2002年以來，我國初級產品進口占總進口的比重處于上升趨勢，此后雖然有所回落，但自2016年開始再度攀升。截至2021年12月，我國進口初級產品占總進口的比重為36.3%，已經連續6個月在36%以上。同時，我國初級產品貿易逆差為746.4億美元，處于歷史高位；而2021年8月更是一度達到創歷史的794.3億美元。如果分品種來看，感知會更清晰。

　　一看糧食。在國家糧食安全新戰略下，國家實施藏糧于地、藏糧于技，抓住耕地和種子兩個關鍵，不斷提高農業綜合生產能力，糧食產量連續7年保持在1.3萬億斤以上。2021年，我國糧食產量13657億斤，同比增長2%；單產達387公斤/畝，比2015年增長16.8公斤；人均糧食占有量超過470公斤，超過世界平均水平。水稻、小麥兩大口糧自給率超過100%，玉米超過90%。可以說，實現了谷物基本自給、口糧絕對安全。

　　然而糧食結構性問題也開始突出，滿足多元化需求的難度越來越大。2021年，面對新冠肺炎疫情、極端氣候、國際航運價格上漲等不利因素，我國糧食進口量突破1.6億噸，其中，玉米2835萬噸、大豆9652萬噸。近年來，我國大豆自給率約15%，食用植物油自給率約33%。值得注意的是，谷物進口比重不斷上升，其中，玉米、大米和小麥三大主糧凈進口呈現常態化，特別是玉米進口量已連續兩年突破進口配額。

　　二看能源。黨的十八大以來，中央提出了“四個革命、一個合作”能源安全新戰略，推動能源消費革命、能源供給革命、能源技術革命、能源體制革命，全方位加強國際合作。“十三五”期間，我國能源自主保障能力始終保持在80%以上，供需關系持續向好；截至2021年10月底，可再生能源發電累計裝機容量突破10億千瓦大關，其中水電、風電、太陽能發電和生物質發電裝機規模均持續保持世界第一；2021年，全國原煤產量41.3億噸，同比增長5.7%；原油產量1.99億噸，同比增長2.4%。

　　盡管能源供給能力和質量提升，但能源安全矛盾也不容忽視，突出體現在油氣安全上。中國石油集團經濟技術研究院發布的《國內外油氣行業發展報告》顯示，2021年，國內石油表觀消費量呈現近年來少見的負增長，石油對外依存度為72.2%；同期，國內天然氣消費增長12%，對外依存度升至46%。業內人士預計，隨著我國工業化、城鎮化推進，如果不采取有力措施，油氣對外依存度有繼續上升的趨勢。

　　三看礦產。金屬礦產作為工業生產的重要原料，包括有色金屬、黑色金屬、貴金屬、稀有金屬。從近年來主要消費礦產情況看，鎳礦、鈷礦、銅礦對外依存度均超過90%，鐵礦石對外依存度超過80%，而稀土和鉛礦對外依存度則較低，約20%。分析起來，主要與我國礦產品儲量低、品質低以及提純技術低等因素有關。

　　比如，我國鐵礦石儲量位居全球第四，但大多深埋地下，與澳大利亞、巴西等相比，開采難度更大、成本更高。同時，鐵礦石品位相對較低，含鐵比重不及全球平均水平。再比如，我國是硅的最大生產國，總量上能自給自足，但多晶硅的進口依存度超20%，金屬硅的進口依存度則不足0.1%。原因是提純技術的欠缺，導致高純度硅類制品要部分進口。

　　可見，初級產品保障形勢并非高枕無憂。原因在于，作為全球第二大經濟體，我國總體已進入工業化后期，即使資源能源的使用效率達到國際先進水平，其消耗規模也相當大。同時，我國一些初級產品的資源稟賦并不理想，人均擁有量低于世界平均水平，開采難和品質低并存。隨著居民生活水平提高，消費量快速增加，對初級產品的數量和品種都提出了更高要求。多重因素之下，不可避免要依靠國際市場。

　　我們必須警惕單一領域出現的問題引發系統性、全局性風險。初級產品供應的嚴重缺口有可能演變成為“灰犀牛”事件，特別是糧食安全更是不容有半點閃失。疫情發生以來，全球多個資源生產國的初級產品供給出現了不同程度的問題，很多資源生產國開始重視環境保護和初級產品供給問題。如果未來反全球化情緒進一步加劇，這些對外依存度較大的初級產品很可能成為新的“卡脖子”問題。

　　這就要求我們正確認識和把握初級產品供給保障，加強戰略謀劃，確保供給安全。把安全發展貫穿國家發展各領域和全過程，把安全問題擺在非常突出的位置。強調糧食、能源、重要資源要首先確保供給安全。高度重視初級產品供應中存在的重大缺口，密切跟蹤、深刻研判、充分準備。

　　立足國內保障供給

　　正確認識和把握初級產品供給保障，要增強國內資源生產保障能力。必須深刻認識到，我們要利用“兩個市場”，但也要有一個安全線，超過了以后就要亮“紅燈”。

　　——保障能力是“產”出來的。

　　初級產品生產有其共同規律，不管是糧食還是能源，都必須發揮科技創新在初級產品生產中的第一動力作用，提高資源利用率和產出率，提升產業鏈供應鏈的現代化水平。

　　能源是工業的糧食，是國民經濟的命脈，也是提高人民生活水平的重要基礎。習近平總書記在考察勝利油田時強調：“中國作為制造業大國，要發展實體經濟，能源的飯碗必須端在自己手里。”作為世界最大的能源消費國，只有把能源的飯碗端在自己手里，充分保障國家能源安全，才能把握未來發展主動權。端牢能源資源的飯碗，增強國內資源生產保障能力是關鍵。這就要明確重要能源資源國內生產自給的戰略底線，深化能源供給側結構性改革，加快先進開采技術開發應用，優先發展非化石能源，推進化石能源清潔高效開發利用，促進區域多能互補協調發展。要把準區域能源發展的方向，例如內蒙古建設國家重要能源和戰略資源基地，山西通過綜合改革試點、爭當全國能源革命排頭兵，青海立足高原特有資源稟賦、打造國家清潔能源產業高地。

　　糧食關乎國運民生。只有吃飯問題解決了，整個大局才有基礎性保障。習近平總書記指出：“對我們這樣一個有著14億人口的大國來說，農業基礎地位任何時候都不能忽視和削弱，手中有糧、心中不慌在任何時候都是真理。”必須深刻認識到，盡管我國糧食連年豐收，但是糧食安全基礎仍然不牢固、結構性矛盾仍然存在；靠別人解決中國人的吃飯問題，既不現實，也靠不住。確保糧食安全，需要堅守“谷物基本自給、口糧絕對安全”的戰略底線，夯實農業穩產增產的基礎，把提高農業綜合生產能力放在更突出的位置。推進藏糧于地、藏糧于技，確保糧食播種面積穩定，加快高標準農田建設，實施種業振興行動，提高農機裝備水平，保障種糧農民合理收益。主產區、主銷區和產銷平衡區要做到飯碗一起端、責任一起扛。

　　——保障能力是“儲”出來的。

　　作為油氣進口大國，應把油氣儲備體系建設擺到與油氣勘探開發投資同等重要的位置，加快形成政府儲備、企業社會責任儲備和生產經營庫存有機結合、互為補充，實物儲備、產能儲備和其他儲備方式相結合的石油儲備體系。建立健全地方政府、供氣企業、管輸企業、城鎮燃氣企業各負其責的多層次天然氣儲氣調峰和應急體系。

　　同時，應健全能源供應保障和儲備應急體系。統籌能源綠色低碳轉型和能源供應安全保障，提高適應經濟社會發展以及各種極端情況的能源供應保障能力，優化能源儲備設施布局，完善煤電油氣供應保障協調機制。完善煤炭、石油、天然氣產供儲銷體系，探索建立氫能產供儲銷體系。積極推動流域龍頭水庫電站建設，提升水庫儲能、運行調節和應急調用能力。

　　目前，我國已經建立起運轉高效、管理規范的糧食儲備體系，政策性糧食庫存充足，調控資源豐富而有力，主要包括中央儲備糧、地方儲備糧和最低收購價糧等政策性庫存。實現糧食供需基本平衡，就要用好用活儲備調控資源，調節市場供求，既要防止糧食供應短缺引發糧價大幅上漲，又要防止糧食供應寬松造成糧價震蕩下跌。

　　在保證口糧絕對安全的同時，還需在儲備糧品種結構安排上，兼顧主要副食品有效供應。目前，玉米、大豆在中央儲備中占比較小，在地方儲備中則更少。隨著消費需求的升級，大豆和玉米等飼料糧需求量有增大趨勢。應適當增加玉米和大豆等短缺品種儲備規模，促進儲備糧從總量安全向品種結構合理轉變。

　　——保障能力需要政府和市場兩手發力。

　　必須深化能源和農業相關領域改革，堅持市場和政府兩手發力。糧食、能源、礦產等初級產品供給，一方面因為其基礎性、重要性，需要政策的高度關注；另一方面，也要讓市場在資源配置中發揮決定性作用。

　　穩定發展糧食生產，一定要讓農民種糧有錢賺、讓主產區抓糧有積極性。在這方面，既要充分發揮市場機制作用，又要更好發揮政府作用。要加大對糧食生產的支持力度，逐步建立健全對主產區的利益補償機制，強化對產糧大縣的財政獎補力度，提高主產區重農抓糧的積極性。要加強對種糧農民的補貼力度，全面推行糧食完全成本和收入保險，讓農民種糧有奔頭。糧食生產效益低，如果完全依靠市場配置資源，實現糧食穩產增產目標的難度很大。

　　“期貨是穩定初級產品供給的有效金融工具，應發揮期貨期權市場穩定初級產品供給的作用。”國務院發展研究中心研究員段炳德表示，2021年，期貨交易所上市的期權成交量占比居前10位的玉米、天然橡膠、鐵礦石、棉花和銅，都屬于初級產品。期貨市場不斷發展完善，通過套期保值和發現價格，穩定需求方的成本預期。要加強期貨市場的制度完善，完善法規指引，防范金融風險，防范資本過度投機和放大一些初級產品的價格波動。

　　——保障能力需要優化利用國外市場。

　　在供需缺口增大的形勢下，進一步豐富初級產品進口來源，減小對單一進口渠道的依賴。從我國對外依存度較高的農產品、能源產品和礦產品來看，目前主要進口國較為單一。例如大豆主要從巴西和美國進口，原油主要從沙特和俄羅斯進口，液化天然氣主要從澳大利亞進口，鐵礦石主要從澳大利亞和巴西進口，銅礦主要從智利和秘魯進口。進口單一容易受自然災害、地緣政治等因素影響，從而產生風險。

　　多元化海外油氣資源獲取方式，是提高我國油氣供應保障度的戰略選擇。在兩次石油危機后，主要石油消費國都認識到過度依賴單一地區資源的風險，積極實施多元化的石油獲取戰略。中亞、俄羅斯地區油氣資源距離我國相對較近，且與我國政治關系友好，具有地緣優勢，未來應重點加強與該區域國家的油氣開發合作，同時加強海外能源資源運輸渠道的多元化建設。應注重油氣資源進口貿易方式的多樣性，增加長期供應合同占比。

　　進口糧食是調節國內余缺的重要手段。從2021年第四屆進博會上的采購情況看，我國糧食企業在糧食貿易中還停留在采購階段，在進口來源地還沒有形成種植、加工、儲備、配送一體的全產業鏈發展模式。與跨國大糧商相比，我國糧食企業仍存在較大差距。要進一步增強全球糧食供應鏈管理能力，企業之間糧食、航運、物流等方面要實現優勢互補，增強協同效應。積極參與“一帶一路”相關國家和地區農糧產業深度合作，在當地構建倉儲、加工、碼頭。

　　（調研組成員：本報記者 顧 陽 喬金亮 馮其予）

更加重視初級產品國際定價權

——正確認識和把握初級產品供給保障（中）

本報調研組

　　在百年變局疊加世紀疫情、地緣政治加速經貿格局重塑的背景下，初級產品供應不暢或缺口加大，給我國經濟社會發展帶來不利影響。正因為此，牢牢守住新發展格局的安全底線，牢牢掌握發展的主動權，對于中國經濟的重要性不言而喻，也容不得半點閃失。

　　當前，我國初級產品的進口依存度已處于比較高的水平，部分產品的進口依存度還處于上升通道，有必要從價格形成的角度重新考量初級產品供給的安全性、穩定性等問題，加快完善科學公允的初級產品進口價格形成機制。只有掌握了國際初級產品的定價權，我們才能在進出口市場上進退自如，才能有效捍衛中國企業的合法利益，保障中國經濟平穩有序運行，但要做到這一點，仍有很長的路要走。

　　價格上漲存隱憂

　　今年以來，國際原油價格最高沖至140美元/桶關口。與此同時，鐵礦石價格也不甘示弱。

　　近年來，伴隨著我國外向型經濟的快速增長，初級產品進口占我國全部進口的比重呈上升態勢，特別是2016年后，這一態勢出現加速攀升。截至2021年12月，我國進口初級產品占進口的比重約為36.3%，連續6個月保持在36%以上。從貿易額看，我國初級產品的貿易逆差也持續處于歷史高位。這其中，固然有進口數量增加的原因，但初級產品價格上漲的因素同樣不容忽視。

　　如果把時間軸拉回到本世紀初，我們可以清楚地看到，全球大類初級產品的價格從2002年起，就開始呈現上揚態勢。其中，食品和農產品的價格漲幅相對較為平緩，而礦產品、原油等價格則漲幅明顯。對于中國進口額最大的原油、鐵礦石、銅材、大豆等四種初級產品來說，進口價格也基本保持了同步走勢。

　　對于近20年來全球初級產品價格持續大幅上漲的原因，有分析認為主要有四方面因素：一是“需求因素”，全球經濟從上世紀末期的經濟衰退中逐步復蘇，經濟增速反彈加大了對初級產品的需求；二是“中國因素”，來自中國的市場需求一定程度上拉大了對全球初級產品的需求，也帶動價格的上漲；三是“供應商因素”，國際初級產品供應商利用自身的寡頭壟斷地位大幅提價，推升了市場行情上漲；四是“投機因素”，一些國際投資者和市場游資利用大宗商品期貨行情進行投機炒作，人為放大了初級產品價格的波動幅度。

　　從國際初級產品市場的演變進程看，上個世紀70年代，全球初級產品價格曾經走出過類似的上漲曲線，而到了80年代和90年代，這條價格曲線總體呈下行態勢。彼時，中國開放的大門才剛剛打開，中國經濟發展還處于“摸著石頭過河”的初期，對全球初級產品的需求還較為有限，總體看此輪初級產品的價格波動對我國經濟的影響并不明顯，相對較低的初級產品價格，一定程度上還有助于夯實我國外向型經濟的發展基礎。

　　隨著改革開放的不斷深入推進，中國經濟憑借其前所未有的高速增長，迅速扮演起東亞乃至全球增長引擎的角色。特別是進入本世紀以來，中國對初級產品的大量進口，已成為帶動日韓、東南亞等周邊國家經濟增長的重要因素。2021年，全球貿易收獲了少見的“大豐收”景象，據聯合國貿發會議報告顯示，2021年全球貿易額28.5萬億美元，再創歷史新高，同比增長25%，較2019年增長13%。

　　大部分專家認為，2021年全球貿易的喜人增勢，主要得益于大宗商品價格的上漲、部分國家對防疫限制政策的放寬，以及經濟刺激政策引發的需求復蘇。事實上，初級產品占據著全球大宗商品的大頭，諸如原油、金屬和谷物等價格的普遍上漲，一定程度上推高了全球進出口貿易總額。據報道，截至今年1月底，路孚特/核心大宗商品CRB指數同比上漲46%，為1995年以來的最大漲幅。在22種主要大宗商品中，9種商品的價格年漲幅超過五成，其中咖啡上漲91%，棉花上漲58%，鋁上漲53%。

　　中國作為對全球貿易貢獻最大的國家之一，初級產品價格大幅上漲帶來的影響無疑也是最大的。從宏觀層面看，初級產品價格的持續上漲，給中國經濟穩健運行帶來了負面的外部性沖擊。特別是進口價格的上漲，壓縮了我國企業的利潤空間，造成了我國經濟增長基礎的弱化。這實際上構成了經濟學上常提及的“貿易條件惡化”。從近年來我國進出口情況分析看，貿易條件惡化的趨勢依然存在，部分領域甚至還有加劇的態勢。在進出口領域，我們常聽到一些外貿企業抱怨“辛辛苦苦干一年，到頭來卻不賺錢”，不少就與貿易條件惡化緊密相關。

　　此外，初級產品價格的持續上漲，還給我國經濟運行帶來了輸入性通脹的壓力。今年全國兩會《政府工作報告》中，增加了“輸入性通脹壓力加大”的表述。中國經濟已深度融入進世界經濟，國際大宗商品特別是初級產品價格的上漲，客觀上加大了國內輸入性通脹壓力。如果我們不能加以妥善應對，勢必對我國宏觀調控的效果產生不利影響，甚至成為引發經濟滯脹的直接導火索，對此，我們決不能掉以輕心。

　　定價權瓶頸待突破

　　在國際初級產品市場上，有兩種現象十分耐人尋味：一是“中國買什么，什么就漲價”，二是“中國企業總是選擇在價格高位買進來”。

　　前者，可以理解為需求增加導致了價格上漲，屬于市場使然；后者，顯然是不合情理的，其背后的真正邏輯是“因為你要買，所以我才漲”。事實上，“被漲價”意味著定價權的缺失，意味著我們不僅沒有獲得與進口份額相匹配的初級產品定價權，相反，旺盛的“中國需求”反倒成了挾制中國的籌碼，讓中國頻頻成為國際賣家“狙擊”的對象。

　　城市化、工業化進程引發的旺盛需求，以及中國在某些初級產品儲量上的相對匱乏，讓中國已連續數年成為全球初級產品市場上最重要的買家之一。然而，中國身為全球初級產品的最大買家，卻不掌握初級產品的定價權，這顯然有悖于市場經濟條件下國際經貿往來的公平原則。這個不對稱如不能打破，合理的價格形成機制就不能實現，初級產品供給的風險就不會消失。

　　與此同時，中國在初級產品的出口上，也有著類似的遭遇。以稀土為例，中國作為世界上最大的稀土出口國，從1990年到2007年之間，中國稀土的出口量增長了近10倍，然而，令人難以置信的是，中國稀土出口的平均價格卻被壓低到當初價格的64%。自己占據絕對優勢的資源類初級產品，為何價格同樣也要受制于人呢？

　　目前，包括初級產品在內的全球大宗商品交易主要有兩種定價機制：一是對成熟期貨品種與相關期貨市場的初級產品定價，主要參考全球主要期貨交易所的標準期貨合同價格來確定。比如，芝加哥商品交易所（CBOT）的大豆合約價格、美國紐約交易所（NYMEX）的石油合約價格、倫敦金屬交易所（LME）的銅合約價格等。二是針對尚無廣泛認可的期貨品種和期貨市場初級產品，其價格主要由交易雙方每年通過談判達成。比如鐵礦石的亞洲基準價格，過去都由全球三大鐵礦石供應商和日本鋼鐵公司在每年4月之前通過談判后達成。

　　在現代市場體系中，期貨市場具有價格發現、風險轉移和提高市場流動性三大職能。期貨市場之所以能夠發揮價格發現功能，是因為這一市場開放而又參與者眾多，各類信息都能及時為市場參與者所接收并據此估計期貨價格的變動，單個市場參與者估計資產價格的偏差通常無礙于其整體估計的準確性。也就是說，無論紐約還是倫敦及芝加哥，都由于其充分發育的報價、交割、合約標準以及其他一系列體系支撐，幾乎壟斷了相關定價權。以石油為例，全球油價并不產生在石油輸出國組織歐佩克的會議桌上，而是產生在紐約和倫敦的“紙桶”市場上，期貨市場上石油炒家對油價的影響力甚至超過海灣國家的石油部長們。

　　問題在于，中國企業在上述兩種價格形成機制中均處于劣勢。中國期貨業協會的數據顯示，截至2021年底，中國期貨與衍生品市場上市品種數量達到94個，其中商品類84個、金融類10個。盡管2021年中國期貨市場成交量創歷史新高，且四家期貨交易所成交排名在全球場內衍生品市場中有所提升，但在大多數初級產品的定價中，中國扮演的仍是一個重量級“看客”。

　　當然，一國能否爭取掌握初級產品定價權，既取決于該國基于經濟增長與貿易擴張所產生的需求引導，也離不開有關市場交易體系的充分發育、高效監管以及交易主體的深度認同和參與。該國貨幣能否成為全球大宗商品計價貨幣，也是一個核心環節。與此對照，對于構建成熟商品期貨市場這一目標的實現，我們尚需繼續努力。

　　此外，過于分散的企業結構削弱了我國在國際經貿市場上的談判地位。事實上，當前全球初級產品中的絕大多數，都不是完全競爭的市場，而是由寡頭壟斷的市場。無論是買還是賣，寡頭壟斷的一方始終掌握著定價主動權，即便是市場的最大買家，也不得不被動地接受價格。

　　這方面，我們有著深刻的教訓。本世紀初，國際焦炭市場景氣度高位運行，國內大大小小的出口商控制了全世界一半的焦炭貿易。盡管如此，蜂擁而上的投資熱、嚴重內卷的價格戰，暴露出我國焦炭行業虛弱的談判地位，讓西方市場趁虛而入打壓價格，甚至還橫加指責我國焦炭出口傾銷，最終導致了全行業嚴重虧損。

　　當前，我國是全球第二大石油消費國、第三大天然氣消費國、世界第一大油氣進口國。2020年我國石油、天然氣對外依存度分別高達73%和43%。同時，我國鐵礦、銅礦、錳礦、鎳礦對外依存度均超過80%，鉻礦接近100%，鋁土礦對外依存度超過50%。從某種意義上看，這意味著，中國已迎來了積極爭取全球初級產品定價權的難得的時間窗口。

　　推動形成于我有利的價格機制

　　2021年，我國外貿進出口實現快速增長，年內連續突破5萬億美元和6萬億美元兩大關口，規模再創歷史新高，這也直接推高了對初級產品的需求。

　　從全球資源配置的角度看，在經濟全球化的背景下，充分利用好國內外兩種資源的供應體系，有利于保障我國經濟發展的需要。但也要看到，過度依賴外部資源隱含的巨大的政治風險，這就對重視和加強國內初級產品的生產供應提出了更高要求。現實中，通過增強國內初級產品的開發供應，加大對重要初級產品的戰略儲備和商業儲備，相當于增加了我國初級產品供應的韌性，有助于維護初級產品供應的穩定性、安全性。

　　但受制于資源稟賦、加工條件等因素，短期內達到初級產品供應自給自足是不現實的，不僅如此，相關資源產品的缺口還會越來越大，對外依存度還要繼續攀升。特別是外貿規模增長但效益上的乏善可陳，應引起我們的足夠重視——外貿規模擴大帶來的資源代價，正侵蝕著我國外貿乃至整個經濟可持續發展的根基。加快探索并實現于我有利的初級產品價格形成機制，切實維護全球初級產品供應的穩定性、安全性已迫在眉睫。

　　首先，中國必須建立自己的重要初級產品定價中心。這實際上包含兩層意思：一是要用好國際期貨市場，二是要完善壯大國內期貨市場。商品期貨市場具有價格發現、風險轉移和提高市場流動性等功能。與國際期貨市場相比，國內期貨市場尚處于起步階段，在我國初級產品進出口規模已十分龐大的情況下，要善于利用國際期貨市場來規避價格風險，增強“中國因素”在全球初級產品價格形成機制中的積極作用。要通過改革市場體制和規則體系，大力發展我國的期貨市場，增加期貨交易品種，鼓勵相關企業利用期貨市場進行套期保值，讓更多初級產品價格融入全球定價體系，并牢牢在定價權上把握主動。

　　其次，在期貨市場之外的重要初級產品定價上加強我們的談判地位。近年來，中國初級產品進口雖然數量巨大，但缺乏價格影響力，根本原因之一就是中國企業的行業集中度不高、議價能力不夠。還是以稀土為例，為了拿回稀土定價權，從2011年開始，有關部門以國企為主體，收購兼并整合了一批稀土礦企，將稀土資源整合至中鋁公司、北方稀土、廈門鎢業、中國五礦、廣東稀土、南方稀土6家公司手上。2021年底，這6家公司再次優化整合至中國稀土集團旗下。至此，中國稀土資源的定價權才回到我們自己手中。稀土定價權回歸給我們的一個重要啟示，就是中國企業在初級產品談判上，要充分用好“進口量大”這個談判籌碼，通過成立采購聯盟等方式進行集體談判，提高我國在初級產品市場上的談判地位。

　　最后，加快實施“走出去”戰略，或建立境外資源基地，或以參股全球初級產品供應商的方式，獲得相應的初級產品定價權。這方面，歐美一些發達國家的做法值得我們借鑒。例如，上個世紀90年代以來，美國石油勘探開發的投資有一半以上投向了海外；上個世紀60年代以來，日本幾家鋼鐵大企業對澳大利亞所有鐵礦石企業均有參股，不少還是重要股東。正因為在全球鐵礦石漲價的情況下，日本鋼鐵企業因此產生的虧損，早已被參股鐵礦石供應商獲得收益所抵消，甚至還有額外的獲利。當前，我國不少企業已具備了初級產品領域境外開發的實力，從中國經濟發展趨勢看，積極參與到全球初級產品資源的配置中，仍有較大的提升空間。

　　不過，專家表示，短時間內大宗商品或將難以擺脫價格上躥下跳的亂局，而圍繞著初級產品供給安全這一核心問題，新一輪競爭可能才剛剛開始。

　　（調研組成員：本報記者 顧 陽 喬金亮 馮其予）

節流開源并重 統籌安全發展

——正確認識和把握初級產品供給保障（下）

本報調研組

　　作為國民經濟結構中最基礎部分，初級產品供給關乎經濟穩定安全、企業安危興衰。初級產品在全球分布并不均衡，在百年變局疊加世紀疫情的背景下，近年來國際初級產品供應的不確定性、不穩定性進一步增強。當前我國初級產品進口依存度已經比較高，存在巨大風險隱患，特別是糧食安全更是不容有半點閃失。這就要求我們加強戰略謀劃，統籌安全和發展，“節流”與“開源”并重，做好初級產品供給保障，牢牢掌握發展主動權。

　　多維度考量初級產品保障

　　我國已經全面建成小康社會，但仍長期處于社會主義初級階段。初級產品關乎民生、關乎生產，其重要性不言而喻，而當前保障初級產品供給的經濟社會條件和國際環境都發生了很大變化。因此，對保障初級產品供給要從多維度去考量，不能簡單判斷哪種方式更好。保障初級產品供給，要統籌好國內經濟發展、對外開放和經濟安全之間的關系，多措并舉、多種渠道保障初級產品的供給。

　　正確認識和把握初級產品供給保障，是適應我國經濟高質量發展的需要。

　　2021年我國經濟規模突破110萬億元，人均GDP突破8萬元，超過世界平均水平。同時，我國經濟已由高速增長階段轉向高質量發展階段，初級產品在我國經濟生活中的地位和作用也在隨之發生變化。

　　一方面，保障初級產品要與初級產品種類的拓展相適應。以農業為例，糧食問題上不能有半點閃失，在確保糧食產能不降低的前提下，要與時俱進樹立大糧食觀，把糧食安全不僅建立在產量、數量和投入上，還要建立在品種、質量和效益上，通過科技投入、地力培育和綠色發展確保土地產能，確保需要的時候能產得出、產得好。在“有沒有”的基礎上要想到“好不好”的期待，以滿足新時代我國經濟高質量發展的特征。

　　另一方面，保障初級產品要與我國供給側結構性改革相適應。不論是農業領域的藏糧于技，還是工業領域的淘汰落后產能，都對生產和使用初級產品提出了更高要求。“藏糧于技”是從我國人均耕地資源少、耕地資源總量有限的現實情況出發，通過不斷提高農業科技水平，來保障糧食安全。同時，隨著我國經濟規模擴大，新發展理念的深入貫徹，改變了過去過多依賴增加物質資源消耗、過多依賴規模粗放擴張、過多依賴高能耗高排放產業的發展模式，能源技術革命不斷推進，帶動了產業升級，提高了作為“工業糧食”的各類初級產品的利用效率。

　　此外，保障初級產品關系到發展和安全兩件大事，同樣需要系統觀念的引領。既要立足當前，提高見微知著能力，把困難估計得更充分一些，把風險思考得更深入一些，把舉措落實得更周密一些，有效管控重點風險，守住不發生系統性風險底線；更要著眼長遠，讓保障初級產品供給更好服務于加快構建新發展格局，久久為功，篤定前行。

　　正確認識和把握初級產品供給保障，是應對錯綜復雜國際環境的需要。

　　經過40多年的改革開放，中國經濟已深度融入世界經濟體系。新冠肺炎疫情暴發后，以美國為代表的主要發達經濟體濫發貨幣，實施極度寬松的貨幣政策，造成市場流動性泛濫，推升全球大宗商品價格。其次，美國等西方國家疫情防控失序，產業鏈供應鏈紊亂，至今尚未恢復，導致全球生產供應受到極大影響，大宗商品供給不足、價格攀升。此外，俄烏沖突以及美國聯合盟友對俄羅斯發起多輪制裁，沖擊世界經濟體系，加劇全球糧食、能源、礦產品等大宗商品供需緊張局面，導致價格高位攀升，進一步推升全球通脹水平。

　　俄烏沖突導致跨境運輸受阻。俄羅斯和烏克蘭是連接歐亞大陸的重要運輸通道，俄烏沖突切斷了經烏克蘭的黑海海運航線以及經過俄烏兩國的陸運、空運線路，跨國物流公司不得不選擇更長的中東航線作為替代，使原本已經企穩的跨境運輸成本再度上漲。

　　關鍵原材料和零部件供應中斷。半導體生產必需的金屬鈀和特種氣體、汽車零部件、鎳鈦等重要金屬供給受到顯著沖擊，全球供應鏈安全穩定遭遇新的挑戰。

　　面對這樣復雜的國際政治經濟形勢，保障初級產品供應顯得尤為重要。“中國應警惕大豆等農產品，油氣、金屬礦產等資源的海外供給波動影響。”中國國際經濟交流中心副總經濟師張永軍表示。

　　在百年變局和新冠肺炎疫情雙期疊加下，要處理好開放和安全的關系。保障初級產品的供給不是不進口初級產品，而是要尋求對外開放和國家經濟安全的黃金結合點。當前雖然逆全球化的潮流在涌動，但經濟全球化是由客觀經濟規律所決定的，不由個別國家的意志所改變。統籌好開放發展和經濟安全是經濟全球化背景下構建新發展格局、實現高質量發展的必由之路。

　　中共上海市委黨校（上海行政學院）經濟學部主任唐玨嵐認為，開放發展是維護國家經濟安全的基礎，堅持實施更大范圍、更寬領域、更深層次對外開放，以更高水平對外開放促進更高質量發展，進而確保國家經濟安全；國家經濟安全是開放發展的保障，積極應對開放發展中可能遇到的各種風險挑戰與威脅，牢牢守住安全底線，維護國家經濟安全，確保既“放得開”，又“管得住”，尋找對外開放和國家經濟安全的黃金結合點。

　　從初級產品的情況看，“較高的外采率與相對單一的進口來源地，使得我國做好初級產品供給保障意義重大，但任務十分艱巨。”唐玨嵐認為。

　　實現開放條件下初級產品的穩定供應，要積極參與全球治理，全方位加強國際合作。“一帶一路”是中國參與全球治理的重要抓手。在主要立足國內的前提條件下，在能源生產和消費革命所涉及的各個方面加強國際合作，有效利用國際資源。務實推進“一帶一路”能源合作，加大與中亞、中東、美洲、非洲等油氣的合作力度。

　　多年來，中國在有需要的國家和地區開展農業投資，推廣糧食生產、加工、倉儲、物流、貿易等技術和經驗。特別是在共建“一帶一路”過程中，中國與沿線國家積極開展糧食領域的合作。

　　中國宏觀經濟研究院對外經濟研究所研究員楊長湧表示，當前，世界進入動蕩變革期，各種不穩定性不確定性明顯增強，在共建“一帶一路”中統籌發展和安全、強化安全保障機制建設的必要性與緊迫性日益顯著。要高度重視風險防范，將強化安全風險防范機制作為系統性工程來抓，全面提高安全保障和應對風險的能力。完善監測和預警機制，探索針對對外投資企業的分類分級風險提示制度。加快與共建“一帶一路”國家商簽投資保護協定，為有效防控投資風險提供保障。

　　探索創設服務于共建“一帶一路”的外匯交易產品體系，幫助企業規避在沿線國家投資的匯率風險。通過強化高質量安全保障，推動“一帶一路”項目更好地建設和運營，保障企業和人員更加安全放心地“走出去”，在當地實現持久發展。同時，應推動沿線國家秉持共同、綜合、合作、可持續的安全觀，有效應對各類風險和挑戰，打造安全共同體。

　　“節流”與“開源”并重

　　面對做好初級產品供給保障的艱巨任務，要從“節流”與“開源”兩端入手。加強節流，全鏈條全流程落實節約，全面強化各類主體的節約意識、節能行動。通過開源，充分利用國際國內“兩個市場、兩種資源”。通過有關舉措，增強自身生產保障能力的最大確定性有效對沖外部環境的不確定性。

　　先看“節流”。

　　初級產品節約優先是構建高質量現代化經濟體系的必然要求，目的是改變傳統的“大量生產、大量消耗、大量排放”的生產模式和消費模式，使資源、生產、消費等要素相匹配相適應，實現經濟社會發展和生態環境保護協調統一、人與自然和諧共處。

　　在生產領域，推進資源全面節約、集約、循環利用。要大力節約集約利用資源，推動資源利用方式根本轉變，加強全過程節約管理，大幅降低能源、水、土地消耗強度；樹立節約集約循環利用的資源觀，用最少的資源環境代價取得最大的經濟社會效益。近年來，我國持續推進節能減排工作取得明顯成效，能源利用效率顯著提高。2012年以來，單位GDP能耗累計降低24.4%，相當于減少能源消費12.7億噸標準煤。但與發達國家相比，我國單位GDP能耗仍然處于很高水平，也高于世界平均水平。敞開口子消費能源，不僅我國資源、環境不可承受，對我國初級產品的供給也會造成很大壓力。

　　節能提高能效是保障初級產品供給有效路徑。推動工業綠色制造，利用工業互聯網技術提高企業綜合運行效率；推動新建建筑全面實施綠色設計；利用數字化技術提升能源供給體系效率，實現智能化管理，以及用能需求智能調控；推動能源消費革命，抑制不合理能源消費。堅決控制能源消費總量，有效落實節能優先方針，把節能貫穿于經濟社會發展全過程和各領域，堅定調整產業結構，高度重視城鎮化節能，樹立勤儉節約的消費觀，加快形成能源節約型社會。

　　在消費領域，增強全民節約意識，倡導簡約適度、綠色低碳的生活方式。綠色生活方式涉及老百姓的衣食住行。要倡導簡約適度、綠色低碳的生活方式，反對奢侈浪費和不合理消費。倡導簡約適度、綠色低碳的生活方式，完善一次性消費品限制使用制度，推動開展二手產品在線交易，大力發展公共交通，鼓勵綠色出行方式，鼓勵居民節約用水用電、廣泛參與垃圾分類。廣泛開展綠色家庭、綠色學校、綠色社區創建活動，通過生活方式綠色革命，倒逼生產方式綠色轉型。增強全民節約意識，要高度重視節約糧食，加大對浪費糧食的懲罰力度，完善相關措施。同時，節約糧食要從娃娃抓起，從餐桌抓起，讓節約糧食在全社會蔚然成風。

　　再看“開源”。

　　首先，要把提高農業綜合生產能力放在更加突出的位置。持續推進高標準農田建設，深入實施種業振興行動，提高農機裝備水平，保障種糧農民合理收益，中國人的飯碗任何時候都要牢牢端在自己手中。

　　其次，要立足國內，增強初級產品的生產保障能力。近年來，新一輪科技革命的發展推動新能源、新能源汽車等新技術、新產業快速發展和應用，我國對一些關鍵金屬資源的需求量成倍增長。與此同時，主要大國加強對原油、鐵、銅、鋁等傳統礦產資源的控制，又將注意力聚焦于鋰、鈷、錳、鎳、稀土等礦產資源，國際礦業市場的爭奪日趨激烈。中國國際經濟交流中心副理事長王一鳴表示，在此背景下，增強國內資源生產保障能力，必須加大國內礦產資源的勘探勘查力度，加快油氣等資源先進開采技術的開發應用，提高重要資源自主供給能力。

　　推動能源供給革命，建立多元供應體系。立足國內多元供應保安全，大力推進煤炭清潔高效利用，著力發展非煤能源，形成煤、油、氣、核、新能源、可再生能源多輪驅動的能源供應體系，同步加強能源輸配網絡和儲備設施建設。同時，推動能源體制革命，打通能源發展快車道。堅定不移推進改革，還原能源商品屬性，構建有效競爭的市場結構和市場體系，形成主要由市場決定能源價格的機制，轉變政府對能源的監管方式，建立健全能源法治體系。

　　多措并舉保障初級產品供給

　　保障初級產品供給與建設全國統一大市場密切相關。今年出臺的《中共中央 國務院關于加快建設全國統一大市場的意見》提出，要加快推進大宗商品期現貨市場建設，不斷完善交易規則。這對未來初級產品保供穩價有長遠意義。

　　堅持積極擴大進口政策，對保障初級產品供給具有重大意義。“大量進口初級產品、出口工業制成品”的貿易格局是我國利用兩個市場、兩種資源，充分發揮比較優勢發展經濟的結果。我們要廣泛參與國際分工，就必然會大量進口初級產品。因此，保障初級產品穩定供給，不是要回到“自給自足”的封閉狀態，而是要在發展和安全、開放和風險控制之間建立新的平衡。

　　從糧食看，在確保國家糧食安全的前提下，中國與世界主要產糧國分享中國巨大的糧食市場。善于用好兩個市場、兩種資源，適當增加進口和加快農業走出去步伐，把握好進口規模和節奏。要進一步明確糧食安全的工作重點，合理配置資源，集中力量首先把最基本最重要的保住，確保谷物基本自給、口糧絕對安全。耕地紅線要嚴防死守，18億畝耕地紅線仍然必須堅守，同時現有耕地面積必須保持基本穩定。調動和保護好“兩個積極性”，要讓農民種糧有利可圖、讓主產區抓糧有積極性，要探索形成農業補貼同糧食生產掛鉤機制，讓多生產糧食者多得補貼，把有限資金真正用在刀刃上。搞好糧食儲備調節，調動市場主體收儲糧食的積極性，有效利用社會倉儲設施進行儲糧。

　　從礦產品、能源類產品看，要著力增加海外生產能力建設，推動供給多元化；提高國內企業集體行動能力，提高國際談判中的“話語權”；鼓勵相關企業利用期貨交易等手段進行風險管理，減少現貨市場波動；加強運輸、中轉、儲存等保障能力建設，提高市場運行韌性；建立、完善市場運行監測機制和國家儲備制度，明確政府干預市場的門檻。同時，還要鼓勵部分生產企業積極向海外轉移產能，把進口初級產品轉化為進口制成品。

　　中國礦業大學（北京）原副校長姜耀東建議，要研究建立煤礦“以增補欠，以減讓盈”彈性生產機制。當新能源正常發揮作用時，引導煤礦減少煤炭產量，為新能源有效替代騰出發展空間；當新能源出力不足、能源供應階段性緊張、煤炭價格大幅波動時，通過釋放煤礦產能及時填補能源供需缺口，發揮煤炭兜底保障作用。

　　推進資源循環利用，發展循環經濟。以二次使用、循環利用、回收再利用為導向，深挖循環經濟發展潛力。強化能源資源綜合利用，推進工業固廢綜合利用，發展電子電器、塑料制品、工程機械、廢舊車輛船舶、有色金屬制品等再生資源利用和再制造產業。

　　當前和未來一段時期，全球初級產品產業鏈供應鏈還處在恢復和重塑階段，國際初級產品價格仍將存在劇烈變化的不確定性，要善于統籌國內國際兩個市場、兩種資源，擴展多元供給渠道，提升國際價格談判主動權。

　　總之，實現高水平的自立自強，務必下好先手棋、打好主動仗，夯實初級產品供給的安全基石。只有從生產、供應、儲備、銷售、加工的全鏈條增強國內初級產品生產與供給保障能力、增強防范市場異常波動風險的能力，才能牢牢守住新發展格局的安全底線，牢牢掌握發展的主動權。

　　（調研組成員：本報記者 顧 陽 喬金亮 馮其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