機械工業經濟管理研究院黨委書記、院長、研究員、福建省政府經濟顧問、享受國務院特殊津貼專家徐東華：碳中和背景下中國裝備制造業“危”“機”并存

一、碳中和是中國基于人類命運共同體的擔當與責任

（一）全球氣候問題與人類命運息息相關

工業化以來全球氣溫快速升高。自全世界工業化以來，從1810年到1900年，近百年來全球海洋表面平均溫度上升了0.89℃(范圍在0.80—0.96℃之間)，全球海洋熱含量持續增長，并在20世紀90年代顯著加速。

氣候變暖造成的自然災害日益頻繁。

氣候變暖威脅人類生存環境。研究表明，如果氣溫上升兩度，動物減少8%，極端天氣頻發，水資源匱乏；上升5度，城市淹沒，生物滅絕。所以，大家對環境的變化不要掉以輕心，一旦形成極端天氣以后，是不可逆的。

溫室氣體排放是氣候變暖主因。從長期氣候數據比較來看，在氣溫和二氧化碳之間存在顯著的相關關系。煤、石油、天然氣、稻田、石化等，都是大氣排放主要貢獻的來源。

氣候變暖問題與人類命運息息相關。亞馬遜熱帶雨林經常性干旱，北極海冰面積減少，大西洋環流放緩，北美的北方森林火災，格陵蘭冰蓋加速消融，永久凍土層解凍等，全世界來自不同地方的九個臨界點的變化，表明整個環境變化不是一個點，而是全球性的，并且這些影響還是相互影響的。

（二）《巴黎協定》開啟氣候治理新時代

《巴黎協定》前的全球氣候治理框架。1992年5月22日，聯合國政府間談判委員會就氣候變化問題達成《聯合國氣候變化框架公約》（UNFCCC）。目前 UNFCCC共有197個締約國，《京都議定書》及《巴黎協定》都是 UNFCCC 的子公約。

《京都議定書》后全球氣候治理幾經波折。在《聯合國氣候變化框架公約》下召開多次締約方大會，從“巴厘島行動計劃”到《哥本哈根協議》，從坎昆會議再到多哈會議，但結果不佳。比如，發達國家和發展中國家在減排責任、資金支持和監督機制等議題上分歧嚴重。主要面臨幾個問題：一是需要發展，二是需要技術手段，三是需要尊重實際、尊重現實。所以，氣候問題既是經濟發展問題，也是國家與國家博弈的政治問題。

《巴黎協定》開啟氣候治理新時代。回顧全球氣候變化治理體系的發展大致可以分為三個階段:京都時期、過渡時期、巴黎時期。從《京都協定書》 到《巴黎協 定》，仍秉承“共區原則”，但更多強調“共同責任”“依據各自能力”減排，治理機制從自上而下的強制性減排轉向自下而上的自主減排。

目前，全世界已經有近200個締約方在巴黎氣候變化大會上達成《巴黎協定》，但各國既定政策與《巴黎協定》愿景仍存在差距。而要滿足《巴黎協定》對氣候變化的排放要求，世界各國需要制定更為徹底的能源變革目標和發展規劃。

（三）碳中和是《巴黎協定》框架下的全球共識

自《巴黎協定》達成以來，已經有包括歐盟、加拿大、日本、中國在內的133 個國家（地區）明確提出了碳中和的氣候目標。所以說，無論是碳達峰還是碳中和，都已經成為了全世界一個共識，只是用什么機制來達到。

（四）碳中和是中國基于人類命運共同體的擔當與責任

習近平總書記基于人類命運共同體首次提出中國方案，并進行了全面闡述。

構建人類命運共同體思想，是一個科學完整、內涵豐富、意義深遠的思想體系，其核心是“建設持久和平、普遍安全、共同繁榮、開放包容、清潔美麗的世界”。

碳中和體現了人類命運共同體的內涵，包括寫進了聯合國的決議，包括作為中國大國外交的行為。

二、碳中和背景下我國裝備制造業發展分析

（一）我國提出碳中和的戰略意圖

響應國際社會應對氣候問題的共識。

應對能源安全問題的戰略選擇。中國面臨碳中和壓力比較大。首先能源方面，我國是世界上第一石油大國，2019年中國石油消耗6.9億噸，其中自采1.95億噸，所以我國大量依賴石油的進口。2020年全國原油產量1.95億噸，進口原油5.42億噸，即我國的原油進口占73%。石油的煉油直接導致很多的碳排放，全世界去年汽車產量是9500萬輛，中國汽車產量是2900萬輛。

中國經濟轉型發展的契機。當前，中國經濟面臨三大主要挑戰。一是，外貿依存度下降，經濟從外需拉動轉向內需拉動。二是，國外環境惡化，2018年以來與一些國家在貿易、科技、地緣政治多方面產生摩擦。三是，勞動力增量步入負增長，勞動力人口占比逐年下降，人口紅利優勢縮小。此時提出碳中和發展目標，是推動資產重新配置、產業技術升級、創造新型就業機會、引導循環經濟轉型的發展契機。

碳中和是順勢而為的國家戰略，一方面，保障國家安全，順勢轉型發展；另一方面也契合國際社會環保和減少碳排放的發展共識。

（二）碳中和的實現路徑和方式

我國碳中和的總體目標：二氧化碳排放力爭于2030年前達到峰值，努力爭取2060年前實現碳中和。

我國碳中和的目標階段劃分：第一階段是2020年到2030年，碳排放達峰；第二階段是2030年到2045年，快速降低碳排放；第三階段是2045年到2060年，深度脫碳，實現碳中和。

分行業看，電力、供熱、交通和工業是我國碳排放量主要來源。根據國際能源署(IEA)數據，2018年我國電力/熱力行業二氧化碳排放量最大，占比超過50%，其次是工業部門(28%)和交通運輸部門(9.6%)。

分地域看，我國碳排放集中在煤炭資源豐富省份（內蒙古、山西）和化工及高耗產業集中的省份（山東、江蘇、河北及遼寧）。據哈佛大學報告統計，我國碳排放量最大的十座城市依次為：北京、唐山、天津、邯鄲、鄂爾多斯、平頂山、上海、蘇州、重慶、廣州。

從工業制造業看，由于工業生產是電力、煤炭等能源市場的需求側，近10年數據顯示，我國工業生產活動與碳排放量高度相關。從細分行業看，我國工業制造業碳排放集中在黑色金屬冶煉和壓延加工業（鋼鐵工業），非金屬礦物制品業以及石化行業（包括石油加工及煉焦業化學原料和化學制品制造業）。整個工業制造業里面，工業排放主要是冶煉、金屬、煉油，所以，我們要加大這方面的技術研發來解決技術路線圖。

為實現2030年碳達峰目標，供給側能源改革與需求側耗能結構需同步調整。根據《碳達峰與碳中和國際政策背景及中國方案》描述，為實現2030年碳達峰總量指標，能源活動峰值控制在109 億噸左右，能源供給側結構與消費側調整需共同出力。具體看，至2030年預期產業各方面合計降低碳排放36.7億噸，占2030年目標峰值約33.7%，其中產業結構調整降低碳排放8.1億噸，占減碳總額22.1%；工業節能降低碳排放12.3億噸，占減碳總額 33.5%；能源結構調整降低碳排放9.8億噸，占減碳總額26.7%；建筑、交通減排降低碳排放6.5億噸，占減碳總額17.7%。

（三）碳中和背景下我國裝備制造業發展現狀

2020年，我國全年全部工業增加值313071億元，比前一年增長2.4%。制造業增長3.4%，裝備制造業增加值增長6.6%，增速比規模以上工業快3.8個百分點，占規模以上工業增加值的比重為33.7%。裝備制造業對全部規上工業增長的貢獻率達到了70.6%。

“十三五”期間，通用機械裝備積極適應經濟發展的新常態，重點關注行業整體發展水平和質量，強化企業自主創新能力，在重大裝備國產化、關鍵技術研發、企業轉型升級等方面取得豐碩成果。

2020年，工業機器人、新能源汽車、集成電路、微型計算機設備同比分別增長了19.1%、17.3%、16.2%、12.7%。3D打印設備、智能手表、民用無人機等新興產品增速更是超過了1倍。

2019年，中國制造業增加值初步核算數為26.92萬億元，同比名義增長5.2%，占GDP比重為27.20%，為全球第一制造大國。近年來，我國利用超大規模制造優勢和超大規模網絡優勢，把握數字化、網絡化、智能化融合發展的契機，瞄準世界科技前沿，加快創新突破，推動資源要素向戰略性新興產業傾斜，在5G、新能源汽車等一些領域形成了比較優勢，加快向產業價值鏈中高端升級。

2020年，我國世界500強上榜企業數量實現歷史性跨越，僅中國上榜企業（含香港）就達到124家，超過美國上榜企業總數121家。加上臺灣地區企業，我國共有133家公司上榜，上榜企業數量位列第一。所以說，中國500強企業起到了定海神針的作用。

“十三五”期間，通用機械裝備積極適應經濟發展的新常態，重點關注行業整體發展水平和質量，強化企業自主創新能力，在重大裝備國產化、關鍵技術研發、企業轉型升級等方面取得豐碩成果。

我國裝備制造業整體技術創新能力薄弱，企業自主研發能力不足，中小企業表現尤其明顯。具體表現為：部分重大裝備中的高端產品技術研發不具有前瞻性、主動性；企業創新意識和技術基礎薄弱、缺乏關鍵核心技術；專利轉化能力不強，缺乏市場引領性的高質量發明專利。

“十三五”期間，我國裝備制造業逐步從高速發展走向平穩增長，在國產化和轉型升級等方面取得長足進步，但同時產能矛盾、人才短缺、營商環境等問題仍然存在，制約行業持續健康發展。

我國裝備制造業正處于轉型升級、爬坡過坎的關鍵時期，面臨不少新的困難和挑戰。特別是2019年以來，美國單方面挑起中美經貿摩擦，我國裝備制造業發展的外部環境發生深刻變化。

發達國家重點布局的領域絕大部分與我國制造業發展重點和轉型升級方向高度重合，是我們戰略必爭的領域。發達國家依托自身的科技、人才、資本雄厚基礎在一些關鍵領域已形成先發優勢。我們在5G、人工智能應用等領域也具備了比較優勢，在這些涉及未來產業競爭制高點的領域全球競爭勢必更加激烈。隨著我國要素成本這些傳統的比較優勢在弱化，跟其他的新興經濟體在中低端領域的競爭也會越來越激烈。

近幾年，我國瞄準世界科技前沿，加快創新突破，發電設備、輸變電設備、軌道交通設備、通訊設備等產業都已經處于國際領先的地位，在5G、新能源汽車等一些新興領域形成了比較優勢，并進一步加快把這些領域的優勢變成產業競爭優勢。突破了一批關鍵技術，打破國外壟斷；研制了一批重大技術裝備，成為中國制造“新名片”；打造了一批國之重器，有力支撐了國防建設需求。如在大型乙烯、大型飛機、航母、量子、高端數控機床等領域取得了優勢。

變革在加速——既面臨巨大挑戰，也是歷史性新機遇、新動力。新一輪科技革命和產業變革加速推進，顛覆性新技術新業態新模式不斷呈現，新技術的涌現速度加快，帶來更大的挑戰。美國已在生物材料、仿生設計、生物計算、生物燃料等領域取得突破，并試圖利用這些“顛覆性技術”催生出新的作戰樣式和作戰理念。這一輪變革還可能打破現有國際產業分工格局，進一步強化發達國家在技術方位等方面優勢，我國擁有的產業體系優勢也面臨新的風險和挑戰。

隨著人工智能、大數據、區塊鏈、生物等新技術應用，制造業加快向數字化、網絡化、智能化邁進。加快發展數字經濟，建設智能社會，為我們搶抓第四次工業革命機遇指明了方向。“十四五”期間是數字經濟、智能經濟大發展、大躍升時期，新技術的溢出效應、乘數效應與我國超大規模制造優勢、網絡優勢與市場優勢疊加，將為我們創造換道超車、后來居上的歷史性機遇。

碳中和背景下我國裝備制造業發展應該主要從六個方面著手：一是構建多元化、清潔化的能源供應體系；二是構建綠色低碳環保發展模式；三是建立裝備制造工業與高新技術融合體系；四是打造清潔能源優化配置平臺；五是推動深化國際交流合作；六是建立全系統實施保障體系。

（本文根據徐東華在第八次全國企業營商環境研討會中國企業碳中和行動（廈門）峰會上的演講整理，有刪節，未經本人審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