學習遵義會議確立毛澤東同志在黨中央和紅軍領導地位的歷史
維護黨中央權威和集中統一領導是黨的政治建設的首要任務

中國共產黨領導是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最本質的特征，是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制度的最大優勢。堅持黨的領導，首先是堅持黨中央的集中統一領導。作為具有高度組織性、紀律性的工人階級先鋒隊，堅定維護黨中央權威和集中統一領導是中國共產黨的光榮傳統，也是中國共產黨領導革命、建設和改革的寶貴經驗。在黨的歷史上，遵義會議是一次具有偉大轉折意義的重要會議。新時代學習和重溫遵義會議精神，對于維護黨中央權威和集中統一領導、加強黨的政治建設，具有十分重要的意義。

遵義成為黨和紅軍的“新方向”

遵義會議在紅軍第五次反“圍剿”失敗和長征初期嚴重受挫的歷史關頭召開。在遵義會議召開前，黨中央曾一度被“左”傾教條主義的錯誤路線所深刻影響。

1933年秋，蔣介石調集軍隊發動對革命根據地的第五次“圍剿”。由于有了前四次“圍剿”的失敗經驗，蔣介石改變了過去“長驅直入”的作戰方法，采取了“步步為營、堡壘推進”的方法，試圖緊縮蘇區，消耗紅軍的有生力量。此時，根據地軍民有了前四次反“圍剿”的經驗，成功反“圍剿”完全可能。但是，由于此時“左”傾錯誤在黨內橫行，毛澤東等人的正確路線遭到“左”傾中央領導人的排斥。面對蔣介石的重兵“圍剿”，博古卻將軍事指揮權交給完全不了解中國實際情況的共產國際軍事顧問李德。而李德又將并不適合中國革命情況的正規戰方法運用于反“圍剿”的斗爭中，反“圍剿”斗爭陷于被動境地，紅軍遭受嚴重損失，根據地危在旦夕。

1934年10月，在國民黨軍隊對革命根據地的瘋狂進攻之下，黨中央率領中央紅軍主力踏上了戰略轉移之路。但在戰略轉移之初，受“左”傾錯誤影響的領導人卻犯了逃跑主義錯誤，導致紅軍在轉移過程中遭受嚴重損失。“進攻中的冒險主義”“防御中的保守主義”“退卻中的逃跑主義”最終葬送了黨中央領導建立的革命根據地，也將黨和紅軍置于一個生與死的轉折點。湘江之戰的慘痛代價，驚醒了中國共產黨人。面對“紅軍到哪去”的問題，1934年12月中央政治局在貴州黎平召開會議，提出“新的根據地區應該是川黔邊區地區，在最初應以遵義為中心之地區”。遵義成為黨和紅軍的“新方向”。

1935年1月1日召開的猴場會議通過決議，加強政治局對軍委的領導，從而擺脫博古和李德“包辦”的情況。1月15日至17日，中央政治局在遵義召開擴大會議。其中，“軍事戰略問題”和“抗日反蔣統一戰線”問題成為這次會議的主要議題。會議深刻分析了第五次反“圍剿”失敗的原因，深刻分析了博古和李德的錯誤，并研究了未來黨和紅軍的出路問題，提出“為了粉碎敵人新的圍攻，創造新蘇區，必須徹底糾正過去軍事領導上所犯的錯誤，并改善軍委的領導方式。”會議改組了中央領導機構，毛澤東被選為中央政治局常委。遵義會議后，黨中央通過《關于反對敵人五次“圍剿”的總結的決議》，充分肯定毛澤東等主張的正確軍事路線，毛澤東的軍事指揮權也在不久后得到恢復。雖然遵義會議沒有全面討論政治路線的問題，但卻在緊急形勢下解決了黨和紅軍最為緊迫的軍事領導問題，結束了“左”傾教條主義錯誤在黨中央的統治，確立了毛澤東在黨中央的領導地位。

“遵義會議的鮮明特點是堅持真理、修正錯誤，確立黨中央的正確領導，創造性地制定和實施符合中國革命特點的戰略策略。”遵義會議是黨的歷史上一次生死攸關的轉折點，挽救了黨、挽救了紅軍、挽救了中國革命，標志著中國共產黨在政治上開始走向成熟。遵義會議后，毛澤東在黨中央的領導地位逐步確立，從此黨的革命斗爭有了正確的路線指引、堅強的領導核心。

維護黨中央權威至關重要

遵義會議確立了以毛澤東同志為主要代表的馬克思主義正確路線在黨中央的領導地位，開始形成以毛澤東同志為核心的黨的第一代中央領導集體，開啟了我們黨獨立自主解決中國革命實際問題的新階段。

大革命失敗后，毛澤東等中國共產黨人就開始立足中國國情分析和認識中國革命問題。尤其是在土地革命戰爭時期的艱苦斗爭中，以毛澤東同志為主要代表的中國共產黨人在實踐中逐步探索出了一條農村包圍城市、武裝奪取政權的革命道路，使中國共產黨在廣袤的中國農村中站穩了腳跟。尤其是通過三灣改編，將“支部建在連上”；通過古田會議，確立黨對軍隊的絕對領導；中華蘇維埃共和國臨時中央政府頒布《關于建立報告制度問題》的通令……黨逐漸積累了關于黨的政治建設的寶貴歷史經驗。但是，由于“左”傾錯誤一度在黨中央占據統治地位，毛澤東等人一度受到排擠，其關于中國革命斗爭的正確主張也長期無法有效施行。遵義會議后，正確的革命路線逐漸得到貫徹，在毛澤東同志的領導下，紅軍四渡赤水河、巧渡金沙江、強渡大渡河、飛奪瀘定橋，翻過皚皚雪山、踏過泥濘草地，最終取得了二萬五千里長征的勝利，譜寫了感天動地的偉大史詩。

實際上，遵義會議召開后，全黨真正深刻認識到維護黨中央權威和集中統一領導的重大意義并成為自覺行動還經歷了一個過程。在長征途中，在中國共產黨“最需要團結的時候”，張國燾等人卻挾兵自重、另立中央，公然走上分裂黨和紅軍的道路，甚至最終走向黨的反面。抗戰初期，王明等人不僅沒有認識到自己在思想上存在的問題，反而在黨內拉幫結派、我行我素，不聽黨中央指揮與領導，最后更是與黨分道揚鑣。這些都是生動的反面教材，深刻地教育了全黨。

延安時期，解決黨內存在的思想分歧、宗派主義等問題成為擺在黨面前的歷史課題。1938年，黨的六屆六中全會提出“個人服從組織，少數服從多數，下級服從上級，全黨服從中央，黨的一切工作由中央集中領導，是黨在組織上民主集中制的基本原則，各級黨的委員會的委員必須無條件地執行，成為一切黨員與干部的模范”，從而逐步形成了一系列加強黨的領導特別是黨中央的領導的制度規范。黨中央相繼制定《關于中央委員會工作規則與紀律的決定》《關于統一抗日根據地黨的領導及調整各組織間關系的決定》《關于健全黨委制的決定》等，要求“中央代表機關及區黨委地委的決議、決定或指示，下級黨委及同級政府黨團，軍隊軍政委員會，軍隊政治部及民眾團體黨團及黨員，均須無條件地執行”，同時，黨中央領導開展了自上而下的全黨整風運動，創造性地運用批評與自我批評的方式，有效解決了黨內存在的矛盾，實現了黨的團結與統一。黨的七大將毛澤東思想確立為全黨的指導思想，把“四個服從”作為民主集中制的基本要求寫入黨章，最終確立了以毛澤東同志為核心的黨中央的領導地位，為奪取抗戰勝利和全國解放奠定了強大思想政治基礎。解放戰爭時期，毛澤東同志親自為黨中央起草《關于建立報告制度》的指示，在全黨全軍普遍建立起請示報告制度。以毛澤東同志為核心的黨中央成為新民主主義革命的堅強“主心骨”“引路人”。

在以毛澤東同志為核心的黨中央堅強領導下，中國共產黨領導中國人民打敗日本侵略者，并經過人民解放戰爭，實現“三大戰役”的偉大勝利，以摧枯拉朽之勢推翻了帝國主義、封建主義、官僚資本主義的統治，奪取了新民主主義革命勝利，實現了民族獨立和人民解放。黨的歷史、新中國發展的歷史都告訴我們：要治理好我們這個大黨、治理好我們這個大國，維護黨中央權威至關重要，保證黨的團結和集中統一至關重要。

知行合一堅決做到“兩個維護”

事在四方，要在中央。堅持和維護權威是馬克思主義的重要觀點。1872年，恩格斯在總結巴黎公社失敗歷史教訓的時候深刻指出：“巴黎公社遭到滅亡，就是由于缺乏集中和權威。”習近平總書記深刻指出：“在國家治理體系的大棋局中，黨中央是坐鎮中軍帳的‘帥’，車馬炮各展其長，一盤棋大局分明。”維護黨中央權威和集中統一領導是實踐之必須、理論之必然。

歷史告訴我們，只有黨中央有權威，才能把全黨牢固凝聚起來，進而把全國各族人民緊密團結起來，形成萬眾一心、無堅不摧的磅礴力量。黨的十八大以來，以習近平同志為核心的黨中央全力推進黨的政治建設，健全維護黨中央權威和集中統一領導的各項制度，黨的團結統一更加鞏固。黨的十八屆六中全會通過《關于新形勢下黨內政治生活的若干準則》，要求“堅決維護黨中央權威”“全黨必須自覺服從黨中央領導”。黨的十九屆四中全會審議通過《中共中央關于堅持和完善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制度、推進國家治理體系和治理能力現代化若干重大問題的決定》，把“完善堅定維護黨中央權威和集中統一領導的各項制度”作為新時代堅持和完善黨的領導制度體系的重要內容加以強調，維護黨中央權威和集中統一領導有了更加堅強的制度保障。

黨的歷史是最生動、最有說服力的教科書。一個國家、一個政黨，領導核心至關重要；如果黨內沒有堅強、正確的領導核心，不僅黨確定的目標無法實現，而且必定會產生災難性的后果。當前，廣大黨員干部要以黨史學習教育為契機，從遵義會議精神中深刻感悟共產黨人的初心和使命，落實新時代黨的建設總要求，從黨史中汲取正反兩方面歷史經驗，堅定不移向黨中央看齊，不斷提高政治判斷力、政治領悟力、政治執行力，切實增強“四個意識”、堅定“四個自信”、做到“兩個維護”，自覺在思想上政治上行動上同以習近平同志為核心的黨中央保持高度一致。

萬山磅礴必有主峰。進入新發展階段，維護黨中央權威和集中統一領導，是黨的政治建設的首要任務，需要從制度體系上加以鞏固。維護黨中央權威和集中統一領導，就是要進一步健全黨中央對重大工作的領導體制，強化黨中央決策議事協調機構職能作用，完善推動黨中央重大決策落實機制，嚴格執行向黨中央請示報告制度，確保令行禁止；進一步健全維護黨的集中統一的組織制度，形成黨的中央組織、地方組織、基層組織上下貫通、執行有力的嚴密體系，實現黨的組織和黨的工作全覆蓋。通過堅持和完善黨的領導制度體系，提高黨科學執政、民主執政、依法執政水平，進一步彰顯和發揮黨的領導這一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制度的最大優勢。

（作者系清華大學習近平新時代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思想研究院常務副院長，馬克思主義學院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