從理論到實踐的偉大轉折

黨的十一屆三中全會作出了實行改革開放的偉大決策，黨帶領人民開始了中國特色社會主義道路的嶄新探索。1985年，鄧小平在會見津巴布韋非洲民族聯盟主席、政府總理穆加貝時發表了重要談話，對改革的性質作出了這樣的判斷：改革是中國發展生產力的必由之路。后來，這篇談話的一部分被收入《鄧小平文選》第三卷，篇名為《改革是中國發展生產力的必由之路》，成為鄧小平著作中的重要文獻。這是在國際國內形勢發生重大變化，黨和國家的工作重心轉移，改革開放進入“十字路口”，社會主義建設面臨新挑戰的關鍵時刻發表的，回顧了新中國成立以來黨領導人民從新民主主義革命轉變到社會主義革命的歷程，總結了我國社會主義建設正反兩方面的經驗教訓，旗幟鮮明提出毫不動搖建設有中國特色的社會主義。不僅向世界宣示了中國堅定不移推進改革開放的決心，也極大地加深了人們對改革性質和意義的理解。隨著中國特色社會主義進入新時代，改革也進入“深水區”，面臨的都是難啃的“硬骨頭”，重溫這篇為改革“撐腰打氣”的經典文獻，學習其中閃爍著馬克思主義光芒的思想和非凡的格局視野，對于未來更好地推進改革、擴大開放，助力社會主義現代化強國建設具有重要現實意義。

全面回顧新中國成立以來的經濟社會建設情況，得出社會主義的本質是解放和發展生產力的重要論斷

鄧小平在《改革是中國發展生產力的必由之路》中特別強調需要在馬克思主義指導下，充分總結國內國際社會主義建設正反兩方面的經驗，結合本國實踐，基于歷史規律發展社會主義。“中國革命取得成功，就是因為把馬列主義的普遍原則用到自己的實際中去。”這條原則也是推進社會主義建設事業的內在要求和重要保證。實踐是檢驗真理的唯一標準。鄧小平在開篇講到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以來的發展狀況和歷史經驗，并指出由于缺少社會主義建設經驗，走了不少彎路，嘗試了階級斗爭、政治動員、“大躍進”“抓革命促生產”等辦法，但是都行不通。受“文化大革命”和“四人幫”影響，國家經濟社會發展、干部隊伍建設等受到比較大的沖擊，他談到，在很長一個時期里忽視了發展社會主義社會的生產力，這是對我國基本國情和所處發展階段的精準概括，指出了我國生產力落后的客觀事實。改革開放初期，我國經濟瀕臨崩潰、人民生活貧困，人均GDP僅為156美元，與世界主要經濟體的差距拉大。鄧小平進一步談到，社會主義的任務很多，但根本一條就是發展生產力，在發展生產力的基礎上體現出優于資本主義，為實現共產主義創造物質基礎。

實際上，這個想法在1978年便開始萌芽。鄧小平重新回到工作崗位后不久，便尖銳地提出了一個問題：什么是社會主義？怎樣建設社會主義？帶著這個疑問，他開始四處調研。1978年9月，他在視察東北時發表了“北方談話”，明確回答了什么是社會主義的問題。在聽取吉林省委匯報時，鄧小平明確提出社會主義的優越性，歸根結底要表現在社會生產力的發展上，人民物質文化生活的改善上。他說，“如果在一個很長的歷史時期內，社會主義國家生產力發展的速度比資本主義國家慢，還談什么優越性？”在視察鞍山鋼鐵公司時他說，“社會主義要表現出它的優越性，哪能像現在這樣，搞了二十多年還這么窮，那要社會主義干什么？”以此為開端，鄧小平先后提出貧窮不是社會主義，發展太慢也不是社會主義，社會主義的根本任務是解放生產力、發展生產力等一系列新觀點新論斷，逐漸演變為建設有中國特色的社會主義的指導思想。

科學作出改革是為了發展社會主義生產力的判斷，回答了在中國怎樣建設社會主義的問題

怎樣更好地解放和發展生產力，一直都是鄧小平關注的焦點。他在談話中擲地有聲地指出，為了發展生產力，必須對經濟體制進行改革，實行對外開放的政策。事實證明這是完全正確的。黨的十一屆三中全會后，改革率先在農村取得突破，家庭聯產承包責任制在全國迅速推開，農村的面貌發生喜人的變化。同時，按照鄧小平的設計，對外開放和經濟特區建設也取得突破。1984年初，鄧小平為深圳特區題詞“深圳的發展和經驗證明，我們建立經濟特區的政策是正確的”。黨中央、國務院作出進一步開放14個沿海港口城市的決定，使全國的對外開放進一步展開。鄧小平又談到，城市經濟改革比農村經濟改革復雜得多，難免出差錯，冒風險。1984年10月，黨的十二屆三中全會通過《中共中央關于經濟體制改革的決定》，確立了“社會主義商品經濟”新概念，標志著改革已經從農村全面延伸到城市。鄧小平謹慎地談到，要證實城市經濟改革的路子走得對不對，還需要三五年的時間。

這個時期人們思想比較波動，也有畏難情緒。鄧小平察覺到這種思潮，先后作出“科學技術是第一生產力”“不管黑貓白貓，捉到老鼠就是好貓”“思想更解放一點，膽子更大一點，步子更快一點”等論斷，鼓勵人們放下包袱大膽干。同時，面對各方面疑慮，鄧小平多次發表談話，明確提出“改革是中國的第二次革命。這是一件很重要的必須做的事情，盡管是有風險的事”，堅定表示“改革是中國發展生產力的必由之路”。說改革是一場革命，因為它是社會主義的自我完善和發展，并不改變社會主義制度；說改革是發展生產力的必由之路，因為之前各種辦法試了都行不通。鄧小平對改革走向的準確把握和正確引領，極大地鼓舞了人心。談話發表不久的1986年，我國GDP便突破1萬億元。事實證明，鄧小平關于城市改革的路子是對的。

反復強調改革中要堅持社會主義大方向，在這個原則上鞏固和完善社會主義經濟制度

方向問題非常重要。鄧小平在《改革是中國發展生產力的必由之路》這篇光輝文獻中尤其強調：“我們要實現工業、農業、國防和科技現代化，但在四個現代化前面有‘社會主義’四個字，叫‘社會主義四個現代化’。我們現在講的對內搞活經濟、對外開放是在堅持社會主義原則下開展的。”明確了堅持社會主義方向的關鍵問題。鄧小平指出，我們撥亂反正，就是要在堅持四項基本原則的基礎上發展生產力。這是鄧小平對科學社會主義理論作出的新貢獻。他早先便提出，為了實現四個現代化，必須堅持社會主義道路，堅持人民民主專政，堅持共產黨的領導，堅持馬列主義、毛澤東思想。可以說，如果動搖了這四項基本原則中任何一項，那就動搖了整個社會主義事業和整個現代化建設事業。后來進一步將四項基本原則作為立國、治國、強國之本，為“一個中心、兩個基本點”的提出奠定了基礎。鄧小平在發展道路和方向問題上沒有半點含糊。他談到，在改革中堅持社會主義方向，這是一個很重要的問題；要實現工業、農業、國防和科技現代化，但在四個現代化前面有“社會主義”四個字，叫“社會主義四個現代化”。這為對內搞活經濟、對外擴大開放指明了方向。當時，我國已放開外資限制，鼓勵中外合資合作甚至獨資辦廠，就是要在堅持以公有制為主體、不搞兩極分化的基礎上發展和完善社會主義經濟。

鄧小平還強調，外國的經驗可以借鑒，但是絕對不能照搬。言下之意就是不能盲從、不能偏信，不靠拿來主義，做好結合文章。在東歐劇變、蘇聯解體后的1992年，他視察武昌、深圳、珠海、上海等地，發表了著名的“南方談話”，提出“發展才是硬道理”“三個有利于”和“改革開放膽子要大一些”等論斷，深刻總結了黨的十一屆三中全會以來黨領導人民探索中國特色社會主義道路的經驗，系統回答了長期困擾和束縛人們思想的重大認識問題。此后，中國改革開放的大門越開越大。

改革開放40多年來取得的輝煌成就，證明了改革開放決策的偉大英明，鄧小平作為改革開放總設計師的睿智果斷。當今世界正經歷百年未有之大變局，我國正處于實現中華民族偉大復興的關鍵時期，在建黨100周年前夕，重溫這篇經典文獻，學史明智、以史鑒今，有利于進一步加深對社會主義初級階段基本國情的認識，深化對“兩個一百年”奮斗目標的理解，更好地立足新發展階段、貫徹新發展理念、融入新發展格局，推動新時代改革開放再出發，續寫更多新時代“春天的故事”。

（作者系省委省直機關黨校副教授、科社法學教研部副主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