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理解中國經濟系列之一 中國經濟增長的空間有多大？

　　中國經濟增長的空間有多大？討論這個問題時，人們容易陷入情緒化的二元對立，要么樂觀，要么悲觀，缺少位于兩個極端中間的判斷。樂觀固然有其基礎：1978年開啟改革開放至今，中國經濟高速增長，創造了人類經濟史上的一個奇跡——1978至2022這四十五年間，中國GDP平均年增速高達9.1%（見圖一）；即使是本世紀第二個十年GDP年均增速已經降到7.6%（2010-2019），中國在這個階段的絕大部分年份仍然貢獻了全球30%以上的增長。無疑，將這樣的經濟表現簡單外推去理解中國經濟增長的長期潛力，人們很難不產生樂觀的情緒。悲觀者傾向于將觀察的側重放到近期中國經濟形勢正在經歷的重大轉變：自2015年GDP增速破7之后，百分之六點幾的增長日益成為中國經濟的常態；長久以來，人們習慣接受的一個關于中國經濟的“常識判斷”（conventional wisdom）是“我們需要7%到8%的經濟增長來保證充分就業的基本實現”，于是在 “保住5%左右的增長”都已經成為規劃經濟工作和制定宏觀政策時更常去錨定的目標、年輕人就業問題凸顯出來成為對中國經濟的重大挑戰時，對中國經濟前景的悲觀情緒逐漸產生并開始彌漫，類似《中國經濟奇跡的終結》（喬治·弗里德曼）、《中國模式遇上了大麻煩》（保羅·克魯格曼）這樣的文章開始頻頻出現在西方主流媒體。

　　中國經濟奇跡終結了嗎？中國經濟長期增長率到底是多少？三年疫情期間4.5%的年均增速是否意味著一個新的常態的出現？在房地產和大基建的投資周期接近尾聲、人口和勞動力紅利漸行漸遠、中國制造成本優勢逐漸消失、國內外環境發生天翻地覆的變化、傳統經濟增長動能逐漸式微之際，引領中國經濟未來增長的新引擎又是什么？“沒有什么比正確地回答錯誤的問題更危險的”（德魯克）。理解中國經濟，我們需要客觀、理性分析中國經濟社會發展的核心邏輯，聚焦解決影響中國經濟未來發展最重要的第一性問題。如果不了解中國經濟過去四十多年高歌猛進背后的原因，將很難理解中國經濟目前面臨的挑戰以及未來成長的空間。

　　圖一 中國GDP年增速（%）：1978-2022

來源：國家統計局；作者分析

　　改革開放的前三個十年，中國強力推進工業化進程，推動經濟增長最重要的驅動因素——全要生產率（total factor productivity，簡稱為TFP）——的增速一直保持在4%左右，而全要素生產率增速同期貢獻了近40%的GDP增長。這很容易就解釋為什么1980至2009這三十年我國能夠保持年均10%的經濟增長。中國這個階段全要素生產率的快速增長很大程度上與通過改革開放推進工業化有關。然而，在中國制造業總產值和附加值于2010年超過美國，成為全球最大的制造業大國之后，中國的工業化進程進入尾聲甚至可以說已經基本結束，中國的全要素生產率增速開始下降：從工業化階段的年均4%逐漸下降在2%以下；同期中國的GDP增速也從改革開放最初三十年的雙位數下滑到疫情前的6%左右。

　　在高速增長階段（工業化進程）結束之后如何保持全要素生產率增速是中國經濟社會發展面臨最大的不確定性。西方的現代化過程中還沒有任何一個國家或是經濟體在完成了工業化之后還能保持2.5%左右的全要素生產率年均增速。傳統觀點認為在我國全要素生產率下降到2%以內后，我國長期增長率大約只是在3-4%之間，中國將長期面臨與西方國家一樣的生產率增長的挑戰。3-4%的增速在百年未有之大變局下顯然難以令人滿意，對中國經濟未來前景的悲觀觀點大都由此而生；與這樣一種歷史宿命論相對，中國有沒有實現歷史一種新的可能性：在工業化進程結束后，中國依然能夠找到一系列驅動全要素生產率增長的結構性因素，在未來十幾年保持2.5%或以上的全要素生產率增速，從而實現5%左右的中長期GDP增速，至2035年實現GDP總量和人均的翻番（相較于2020年的水平）？對全要素生產率未來增速的判斷， 很大程度上決定了我們對中國經濟未來增長空間的判斷。

　　工業化進程中的生產率增長是中國經濟高速增長的基礎

　　中國經濟最近四十余年的高歌猛進是世界經濟史上一個宏大的敘事。中國經濟巨大的成功使得中國經濟社會發展成為學術界的一座富礦，催生出關于“中國到底做對了什么”的各種理論解釋。主流經濟學家對中國增長的各種解釋雖然側重不一，但有一個基本的共識：中國的增長范式很大程度上符合現代經濟增長理論對一個國家或經濟體經濟增長的描述。根據美國經濟學家羅伯特·索洛 （Robert Solow）提出的“索洛模型”，一個國家的經濟增長可以由要素（資本、勞動力）增長和全要素生產率（Total Factor Productivity，簡稱TFP）的增速來解釋：

　　我國經濟高速增長階段伴隨著工業化進程的推進，資本增長率（ΔK）、勞動力增長率（ΔL）、全要素生產率增長率（ΔTFP）都保持非常高的水平，合在一起解釋了中國長達40多年年均9%以上的增速（ΔGDP）。要素投入方面，過去近四十年，因為有“人口紅利”，大量的勞動力源源不斷地投入到我國的工業化進程中，對中國經濟增長起到很大的推動作用；在資本投入方面，我們也有一個重要的制度創新，通過引進外資和大基建、房地產等投資，形成了大量固定資產，以這些資產為抵押品的銀行信貸，進一步推進了我國社會信用的擴張，加速了中國經濟的“貨幣化”和“資本化”，為中國經濟增長帶來相對稀缺的資本要素，保持了資本投入的增長（ΔK）。1978年至2020年，中國按M2衡量的廣義貨幣供給年復合增長率大約為19.65%，而同期GDP的年增長率為9.1%，前者比后者多了十個百分點以上的增速。然而，這個階段我國并沒有出現嚴重的通脹，主要原因就在于經濟的貨幣化或是資本化——土地、房地產和大基建等投資形成了大量貨幣化的資產，同時帶動了生產網絡（production network）中相關上、下游產業的發展，極大地推動了中國的工業化進程。這是中國發展模式很重要的一個特色。

　　更為關鍵的是，中國的全要素生產率因為工業化進程的推進，保持了很高的增速（圖二）。一個國家在完成工業化過程中通常能夠保持較高的TFP增速，而在工業化結束之后，因為服務業占比大幅提升時，再保持全要素生產率的高速增長就變得比較困難。技術革新、規模經濟、生產組織方式及激勵機制的創新等推動全要素生產率增長的主要驅動因素，其對生產率增速的邊際推動作用在完成工業化之后會逐漸變弱，這是經濟演進的一個基本規律，有大量實證事實的支持。例如，1870年—1970年是美國的工業化階段，與第二次工業革命大約同步，這段時期伴隨著電燈、內燃機、電話、留聲機、電影、電梯、電力機械、家用電器、汽車、卡車、飛機、高速公路、郊區和超市、排污下水道、電視、空調、州際公路等等的相繼發明并大規模使用，推動了美國的全要素生產率在這一百年間保持了年均2.1%的增速；而在美國進入后工業化階段之后，全要素生產率增速逐漸開始下滑，進入上個世紀九十年代后，年均TFP增長已經降到1%，最近十年更是長期徘徊在0.7%左右甚至更低。

　　圖二 中國全要素生產率年增速（十年平均）

來源：作者根據文獻整理。

　　因為工業化進程的推進，我國在改革開放的前三個十年全要素生產率增速表現出色：1980至1989，TFP年均增速是3.9%；1990至1999年間年均增速高達4.7%；2000-2009年這十年間TFP年均增速也達到了4.4%（見圖二）。全要素生產率的高速增長是中國經濟快速增長最重要的驅動力，不難理解，1980-2009，中國經濟實現了雙位數的經濟增長，至2010年基本完成了工業化進程。

　　“政府+市場”的增長范式推動中國完成了工業化

　　1861年奕？會同桂良、文祥上奏《通籌夷務全局酌擬章程六條》，推行洋務運動以來，宣告中國工業化進程的開啟。然而，與幾乎是同期開始工業化進程的美國和日本等國相比，中國的工業化歷經坎坷，進程中間經歷的曲折挫敗難以言表。新中國成立后，中國開啟新的一輪嘗試，努力實現工業化。終于，在2010年中國制造業產值和附加值超越美國成為全球最大的制造業國家時，可以說中國已經基本完成了工業化進程。為什么中國最近這七十年，尤其是改革開放之后的三十余年時間，能夠極大地推進工業化進程，最終完成偉大的工業革命？

　　首先，改革開放以來，中國在思想和理論上擺脫了政府與市場簡單二元對立觀點的束縛。政府頂層設計與激發底層活力相結合，合力建立一個大規模市場，使得大規模生產和產業的崛起成為可能；與此同時，中國積極參與全球產業鏈供應鏈的分工布局，逐漸從價值鏈的低端領域向高端領域邁進，不斷提升全要素生產率增速。

　　其次，持續不斷的制度創新——從家庭承包責任制、地方政府政績競賽機制、管控性的金融發展確保相對稀缺資金能夠投入到節點行業和關鍵領域到地方政府創造性地把土地和城市的未來收益“證券化”等——這一切不僅帶來了經濟發展急需的資本，也激發了經濟主體的活力，促進技術創新和資源配置效率的提升，進而大幅提高了中國經濟的全要素生產率。

　　此外，相對穩定的經濟發展環境和審慎有序的貨幣、財政政策相互配合為中國工業化順利推進提供了有利條件。

　　圖三 中國的全要素生產率年增速與投資率：1978-2017

數據來源：Penn World Table 9.1；作者分析

　　中國的工業化故事是一個全要素生產率不斷提升的故事，也是一個投資強度一直保持在較高水平的故事。對1978-2017年間的宏觀數據簡單分析顯示：中國的投資率（即固定資本形成總額和GDP之比）和TFP（全要素生產率）增長率之間有一個非常顯著的正相關關系 （圖三）。1978至2017這四十年間，中國投資率每增長10個百分點，會帶動整體經濟的全要素生產率增長1.18個百分點。固定資產投資有利于全要素生產率增速的提升，這一發現與用美國或是其他一些工業化國家的數據分析得到的實證事實大致吻合，反映了工業化進程中的一般規律。我國改革開放至今的絕大部分年份，投資率保持在GDP的百分之四十以上，尤其是過去四十年我國正經歷工業化過程中基建和房地產投資的一個大周期，對于這些關鍵行業的大量投資帶來了全要素生產率的增速。

　　圖四 中國生產網絡的演進：1985 vs. 2018

來源：作者分析

　　我們可以從中國生產網絡的演進變遷中發現投資尤其是關鍵節點行業的投資對中國經濟高速增長的重要意義。圖四分別給出了1985年（左圖）和2018年（右圖）中國的生產網絡圖。生產網絡基于投入產出表繪出，每個點代表一個行業，點與點之間的連接反映出兩個行業之間存在上、下游關系；如果一個行業出現在生產網絡圖中密度較高的區域，表明該行業與許多周邊行業都有上下游關系，該行業在整個國民經濟生產網絡中更可能處于關鍵節點位置，牽一發動全身——我們把該類行業稱為節點行業（nodal industry）。

　　仔細分析中國生產網絡從1985年到2018年的變遷，可以理解我國經濟結構的演化與變遷。透過圖四可以看出這三十多年時間，中國的生產網絡變得越來越復雜，行業與行業的聯結變得越來越密切，整個網絡的密度越變越大；這一過程中，涌現出大量重要的節點行業以及把這些行業連接起來的大量市場主體（迄今已有1.6億個市場主體），反映出中國市場經濟廣度和深度一直在拓展。

　　過去的40多年，中國經濟成功的一個重要的原因在于有為政府和有效市場的緊密結合。市場的無形之手和政府的有形之手（支持之手）搭配在一起，對經濟社會發展起到了積極的推動作用。政府通過5年規劃、產業政策、金融資源的配置等聚焦推動國民經濟增長的節點行業 （nodal industry）。發生在節點行業的技術變革和沖擊通過生產網絡傳遞和放大，形成溢出效應，帶動了上、下游大量市場主體的出現，對總體經濟產生一個倍數效應。可以說，越是處于節點位置（生產網絡里密度最高的區域）的行業，對經濟的影響越大。實證研究也顯示那些產業鏈比較長的投資項目一般給當地經濟會帶來更多的就業、稅收和增長。

　　有為政府發揮對經濟的積極作用有兩個前置條件：（1）存在著數量龐大的緊緊圍繞節點行業的市場主體；（2）節點行業的出現與更替是基于大規模的投資帶來的全要素生產率的提高。梳理過去40多年的經濟發展，我們最重要的一個成果就是1.6億個市場主體的出現，背后體現了有為政府加上有效市場對中國經濟起到的重大的推動作用。通過大量投資節點行業和關鍵領域，推動了全要素生產率的巨大增長，助力中國實現了工業化。

　　“政府+市場”的增長范式與中央計劃經濟模式相比，更有利于推動經濟增長。計劃經濟模式下，中央計劃者也將稀缺資源配置到某些關鍵行業（記得“以糧為綱”“以鋼為綱”等口號嗎？），但是產品和服務在行業與行業之間傳遞主要依賴指令性計劃，并非基于市場交易，效率乏善可陳；那段時期經濟生活中并沒有嚴格意義上的企業，只存在一些用于完成指令計劃的經濟單元，“市場主體”數量非常小。因此，計劃經濟下國民經濟生產網絡比較稀疏（Sparse）。在這樣的生產網絡里，任何一個行業只與少數行業相關，形同“孤島”，將大量資源配置于這些類似“孤島”的行業很難產生外溢效應，更難以形成影響總體經濟的倍數效應。大量的投資無法催生出支撐國民經濟的節點行業，阻礙投資產生更大的社會回報。這是計劃經濟下投資效率相對低下的一個重要原因。

　　在以市場交易為主的經濟體里（例如西方工業化國家），存在數量龐大的市場主體，通過這些市場主體的市場交易行為，不同的行業緊密聯結在一起形成密度很大的生產網絡。然而，因為沒有政府的頂層設計和產業政策的支持，那些資本回報小于社會回報的行業往往面臨投資不足的情況，難以成為新的節點行業從而推動產業結構的演進。例如，美國雖然貴為世界第一經濟大國，但其基礎設施、通信網絡等卻投資嚴重不足——這些行業的資本回報小于社會回報，以利潤最大化為目標的私營資本缺乏投資這些領域的動力。美國的制造業也面臨類似窘境，雖然維持制造業一定的GDP占比符合國家戰略需求，但是制造業的資本回報相對不高，資本更愿意將其外包到勞動力成本更低的經濟體，導致美國目前制造業的GDP占比只有區區11%。

　　當然，“政府+市場”的增長范式也有其短板。頂層設計和產業政策不一定能夠達到預期的效果，大量的投資和資源配置也不一定能夠催生出能夠帶動大量上、下游新產業或新業態的節點行業：一方面，技術變革和產業變遷有其不確定性，中央計劃者很難做得全知全覺；另一方面，大量的實證研究顯示，政府主導的投資和市場所引領的投資在資本回報上存在一定的差異——一般情況下，政府主導的投資的資本收益率相對低一些，這涉及到政府作為決策主體和實施主體時面臨的預算軟約束等道德風險問題。

　　作為一種增長模式，“政府+市場”的增長范式在中國獲得極大成功有其原因。首先，中國工業化進程中，政府引領的重點投資領域很多屬于完成工業化必須投資的基礎領域，例如，鐵路、公路、產業園區、通信網絡等推動工業化必需的基礎設施。這類投資的社會回報一般情況下遠遠大于資本回報，如果完全由競爭性的市場來主導，可能會面臨投資不足（under-investment）。第二，改革開放極大地激發了中國經濟自下向上的活力，中國工業化進程中涌現出大量的市場主體（目前企業數量已經超過5千萬，工商注冊的市場主體數量突破1.6億），企業和企業家精神為中國經濟運行注入了活力，市場也逐漸成為資源配置最重要的機制。政府和市場聯合發力，大量資源配置到重點投資領域及其上下游領域，內生推動了國民經濟生產網絡的演進，催生出拉動經濟增長的一系列節點行業。制造業、高速公路、通信、高鐵，以及1998年開啟房改后的房地產行業等先后成為中國經濟中的節點行業。聚焦這些支撐國民經濟的節點行業或節點領域，不僅保持了投資強度，使得全要素生產率保持較高增速（見圖三），而且帶動了上、下游大量投資機會的出現，形成完整的產業鏈。

　　中國經濟社會發展最大挑戰——保持全要素生產率增速

　　我國在改革開放后的工業化進程中，實現了平均高達4%的全要素生產率年均增速。但是，在2010年我國的制造業產值超過美國成為全球按產值最大的制造業大國之后，我國的工業化進程接近或者說已經完成，推動中國經濟增長的最重要的動能之一——全要素生產率的增速——開始下降，2010年至2019年TFP年均增速僅為1.8%，為工業化時期的一半左右（參見圖二）。

　　全要素生產率增速下降，是在工業化進程結束后一個經濟體從資本密集型制造業向勞動密集型服務業轉型是必然發生的一個規律，世界主要的工業化國家在完成工業化之后概無例外都經歷了這一階段。以美國為例，上個世紀八十年代至今，美國雖然率先引領了信息技術和互聯網、生命科學等技術革命，而且革命性的技術帶來新的市場、服務、產品和高科技公司，按理全要素生產率增長應該高歌猛進。但是，正如諾貝爾經濟學獎獲得者羅伯特·索洛早在1987年就指出，“計算機時代隨處可見，就是無法在生產率數字中找到蹤跡。”新一輪的技術變革沒有阻止美國生產率逐漸下滑的基本局面。統計數據顯示，美國的全要素生產率年均增速最近四十年已經下降到的1%左右，最近十年甚至不到0.7%。第三次工業革命并沒有像發生在工業化進程中的第二次工業革命一樣，帶來全要素生產率增速的大幅提升——經濟學家們把這一現象稱為“生產率增長悖論”。

　　美國西北大學著名的宏觀經濟學家羅伯特·戈登在2016年出版的《美國增長的起伏》（The Rise and Fall of American Growth）一書嘗試解釋“生產率增長悖論”。他指出，無論是機器人還是生物技術都不可能再從根本上改變人類現有生活方式，它們與工業革命時的蒸汽機、電力和自來水等技術突破相比，根本不值一提。那些對改變人們生活，推進人類福祉，提升全要生產率增長貢獻最大的技術創新，大多只能進行一次，早在美國經濟的工業化過程中就已經發明并被廣泛運用于改善人們生活，而后續的創新只屬于邊際改善；而且，現有科技創新大多集中在服務、信息領域，難以實現機械化和規模經濟，因此否定了通過技術實現經濟高速增長的可能性。為此，羅伯特·戈登挑戰了美國經濟增長將持續不減的觀點，強調美國工業化時期（第二次工業革命）的奇跡不會重演。在宣告技術樂觀主義破產的同時，他指出美國創新和增長面臨的最大問題是越演越烈的社會和經濟不平等、教育停滯、人口老齡化、大學生和聯邦債務大幅上升等問題。

　　我國同樣面臨“生產率增長悖論”的挑戰。繼2010年我國制造業產值和附加值超過美國成為全球的制造業大國后，2013年我國第三產業（服務業）的GDP占比超過第二產業（制造業和建筑業），成為我國最大的經濟部門，至今兩者的差距還在擴大。伴隨著工業化的完成，我國全要素生產率增速已經下降到2010-2019年的1.8% （圖二）——雖然這段時間全要素生產率下滑受到全球金融危機之后全球政策環境、全球化逆轉、中美貿易戰等因素的影響，但是工業化進程的結束是全要素生產率下降最重要的結構性原因。

　　保持全要素生產率增速是中國經濟未來增長這個宏大敘事中最重要的章節。我們的測算顯示，到2035年我國基本實現社會主義現代化的時候，中國的總量和人均GDP大約比2020年需要翻一番，在2035年前大約需要保持5%的GDP增速。對于一個現代化的經濟體，實證研究顯示全要素生產率增長大約貢獻一半左右的經濟增長；在工業化進程結束和人口紅利消失的大背景下，我國全要素生產率增速對增長的貢獻需要從過去的平均40%左右提升到50%左右，這就要求未來我國的全要素生產率增速保持在2.5%甚至更高的水平。

　　從另外一個角度看全要素生產率增速對于未來中國經濟的重要性。經過40多年的高速增長，中國的全要素生產率水平2019年大概相當于美國的40%，即同樣的要素投入（資本和勞動力）產生的產出相當于美國的40%。到2035年如果我們的全要素生產率水平達到美國的60%，也需要我們的全要素生產率的年均增速超過美國1.95個百分點。假設美國維持目前年均0.7%的全要素生產率不變，未來我國需要保持每年2.5-3%的全要素生產率增速。

　　推動中國式現代化建設，實現高質量發展，需要靠全要素生產率的增長來做最終驅動。中國經濟社會發展目前面臨的最大挑戰因此在于，在高速增長階段（工業化進程）結束之后，我們如何保持全要素生產率的增速？

　　全要素生產率增長是一國經濟表現的決定性因素。自工業革命以來，還沒有任何一個國家或是經濟體在完成了工業化進程之后能夠長期保持2.5%以上的全要素生產率增速。既然對發達經濟體而言，生產率持續高速增長也是例外而非常態，中國有沒有可能再創造一個奇跡：在完成工業化之后還能長期保持生產率的增長？

　　我國的全要素生產率增長有沒有可能實現V型反彈？

　　保持生產率一定水平的增長是中國經濟社會發展核心邏輯和高質量發展需要解決的關鍵問題。我國的全要素生產率增速有沒有可能從目前低于2%的平均水平實現一個V型反彈重新回到2.5%甚至更高的水平？如果我們篤信曠日持久困擾美國等工業化國家的“生產率悖論”，對這個問題的回答顯然是否定的。然而，中國過去40多年所創造出的經濟奇跡給我們最大的啟示在于：中國發展模式不是一個固定不變的概念或是思維框架，它是一個隨時間的變化而不斷變化的思想探索和實踐探索的集成。中國發展模式的普適性不在于它提供所有問題的答案，而在于它以開放的精神、實事求是的態度，直面發展中的第一性問題，并不斷尋求以現實可行的方法去破解這些問題。

　　從歷史演進的視角看，全要素生產率是個內生變量。全要素生產率能否持續增長取決于我們能否找到中國經濟的新的增長動能以及如何通過有效的政策和更加徹底的改革開放舉措釋放這些動能。我們的分析顯示，推動中國生產率持續增長的動能是實實在在存在的。

　　首先，中國仍然擁有“再工業化”所帶來的巨大的生產率增長空間。中國敘事里的“再工業化”與美國解決生產率增長不足所采取的“再工業化”不同：奧巴馬政府和特朗普政府 “再工業化”的核心是恢復和發展高端制造業，彌補美國上世紀70年代以來的“去工業化大潮”所帶來的經濟“空心化”、失業率上升等問題；而中國的“再工業化”更多指的是“產業的數智化轉型”，即任何行業都可以通過數智化再做一次。通過5G/6G、大數據、人工智能、大模型等驅動產業的變革，將帶來全要素生產率的提升空間。

　　第二，“新”基建投資——實現再工業化和改善民生所需的基礎設施。“新”基建是相較于傳統基建而言的，它首先包含一個“再工業化”的考慮。圍繞“再工業化”的“新”基建涉及跟產業變革以及跟產業互聯網相配套的基礎設施建設，如5G基站、數據中心、云計算設備等。除了上述基建之外，推進中國式現代化也急需繼續投資跟民生密切相關的基礎設施，比如舊城改造、租賃住房、城市公共設施的投資等等。這些領域不僅投資規模可觀，而且如果能夠通過市場化的方式吸引民營資本投入，是可以進一步提升投資效率和全要素生產率的。

　　第三，大國工業。我國已經建成全世界最完整的工業門類，制造業的GDP占比達到27%，遠遠超過美國的11%。雖然我們建成全世界最完整的工業門類，但是在一些關鍵的零部件和底層技術上還無法形成“閉環”，我們的大國工業還有發展的空間。未來中國的制造業的GDP占比需要維持在23%左右。而大力推進新型工業化，建設制造強國、質量強國、航天強國、交通強國，將為全要素生產率增長帶來開闊的空間。

　　第四，改革開放和高水平社會主義市場體制的建設帶來的資源配置效率的提升。全要素生產率（TFP）增長主要有兩個來源：技術變革和資源配置效率提升。除技術變革外，“徹底的改革”和“更高水平的開放”能形成一個龐大的制度紅利空間，帶來資源配置效率提升的巨大空間，從而推動生產率的進一步增長。

　　第五，碳中和目標的實現。碳中和不僅僅是單純的能源革命，而是一場比能源革命要更深刻、更徹底的經濟社會的系統變革。國際可再生能源署（IRENA）在2021發布的年度報告中估測為了達成2015年《巴黎協定》規定，實現全球平均氣溫較1850年升高的幅度低于1.5℃，全球需要在2050年實現溫室氣體凈零排放。實現這一目標，IRENA測算2021-2050年內全球的總投資規模至少需要約131萬億美元。我國溫室氣體排放規模到碳達峰時估計會占到全球的30%。如果將全球實現碳中和所需的131萬億美元投資等比例分配，我國實現碳中和需要投資的規模大約在270至300萬億元之間，相當于未來三十年每年投資8%左右的GDP。這樣的投資強度不僅可以抵消傳統節點行業（例如：房地產）投資下滑對經濟帶來的負面影響，還將通過產業和技術變革帶來全要素生產率增速進一步提高的巨大空間。經濟增長動能和增長模式劇烈變革的時代已經來臨……

　　尾聲：歷史一種新的可能性？

　　在全世界（包括現在的中國）都被“生產率增長悖論”困擾之時，我們能否以發展為第一要務解決經濟社會結構性問題，在完成工業化進程之后仍然能夠實現全要素生產率增速的V型反彈，從而創造歷史一種新的可能性？

　　圖五 中國上市公司市值前十名：1997-2020

來源：Wind資訊；CSMAR數據庫；作者分析

　　美國理論物理學家李·斯莫林說過，“當思想改變你的思想，那就是哲學；當上帝改變你的思想，那就是信仰；當事實改變你的思想，那就是科學。”借用李·斯莫林的表述，在討論中國經濟未來增長空間時，我們需要理性的科學分析，需要改變我們關于增長的思維方式；而在完全不可預測的未來撲面而來時，我們還需要關于增長的一種信仰。

　　中國經濟生活中依然存在一系列推動生產率持續增長的新動能，這些新動能和它們對應的大量投資為中國未來生產率的持續增長帶來了巨大的潛力；中國式發展道路一直尋求在政府與市場、效率與公平、短期利益與長期目標、資本回報與社會回報之間找到一個更有利于發展的均衡，通過持續的結構性改革和創新的政策體系破解“生產率增長悖論”，我們有可能創造歷史一種新的可能性，在經濟思想上實現對現有經濟增長理論的一個突破；而當信仰必須選擇時，我們對中國經濟增長的信仰來源于發展道路的多樣性、中國業已存在的1.6億個市場主體以及他們在極其困難情況下展現出的韌性和創新活力。

　　圖五給出了1997年至2020年中國市值最大的十家上市公司。1997年至2020年，中國市值最大的企業在結構上發生了天翻地覆的變化。最大市值企業在結構上的變化折射出中國經濟和產業結構的變遷：1997年工業企業占比較高，但這個階段的上市公司還不能代表中國經濟的微觀基礎（企業）的全貌，大量的央企和地方國企改制上市要若干年后才會發生；2007年代表性企業幾乎全部來自提供資金要素的金融機構和提供原材料的能源板塊，對應著工業化進程中投資拉動的增長模式，這一結構一直延續到本世紀第二個十年，在某種程度上也反映出我國經濟轉型的滯后；2020年的最大市值企業結構上更多元，既有傳統的要素提供商，也包括平臺企業、消費類企業和制造業企業。

　　作為對未來的一個預測，我基于圖五中提出了一個在管理學院課堂上經常問及的問題：哪些企業會出現在2035年中國上市公司市值前十名的排行榜上？如果您經過長時間思考后才能勉強寫下2到3個企業的名字，那么恭喜您，您對中國經濟的前景是充滿信心的！

　　中國國民經濟的生產網絡將如何演進？哪些行業會崛起成為新的節點行業？實現生產率增長我們需要聚焦投資什么樣的關鍵領域、解決什么樣的節點問題？我將在《如何理解中國經濟系列之二》提供對這些問題的思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