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解碼共富鄉村建設的重慶“酉陽改革”
振興鄉村,富民為本。這是各地推進中國式農業農村現代化的一道必答題。
記者近期深入重慶武陵山區,探訪全國鄉村振興重點幫扶縣——酉陽土家族苗族自治縣,被這里變“要我振興”為“我要振興”的改革實踐深深吸引。
近年來,酉陽縣聚焦一個“共”字,以農民為主體,以政策集成創新為支撐,以社會組織和市場賦能為助力,盤活鄉村資源,推動產業融合,最大限度帶動農民創業創富,蹚出一條“自己的發展自己干、自己的資源自己賺”的共富鄉村之路。
圖為重慶市酉陽縣酉水河鎮河灣村景色(無人機照片)。新華社記者 唐奕 攝
共建:農民唱主角,叫響“我要振興”
站在崖壁上遙望何家巖村,層層疊疊的梯田蔓延開去,環繞著木屋青瓦的古寨。徜徉在明清風格的舊居間,經營咖啡館的店主李夢娜說:“想都不敢想,不到兩年時間,原本破敗的村寨成了‘打卡地’。”
何家巖是酉陽縣探索共富鄉村建設的一個縮影。這座擁有萬畝梯田的“貢米之鄉”,過去少人問津,村民大多外出務工。
改變,始于2021年。全縣在這里開展“共富鄉村”建設改革試點,以農民為主體組建共富鄉村合作社。村民以閑置房屋和土地量化折價入股成為社員,通過整合村莊資源、惠農資金等要素,投資改造村莊、發展農旅融合產業,社員參與決策、建設、運營和利益分配,實現全過程受益。
面對改革發展新機遇,何家巖村60多位村民自發寫下決心書,承諾從“要我振興”向“我要振興”轉變。從浙江辭工回家的何飛,被推選為何家巖鄉村旅游股份合作社的理事,主要負責基建、后勤維修等工作。“時代給了好機會,政府出了好政策,我們就要用雙手創造好生活。”
民房變客房、糧倉變書院、舊棚舍變咖啡廳……在共富鄉村合作社“操盤”下,何家巖融通各類資金850多萬元組建資金池,激活“沉睡”的村莊。2023年,何家巖所在的花田梯田被評為國家4A級景區,接待游客8萬多人次,年收入超過400萬元。
“前些年抓鄉村振興,一些地方重資本下鄉、輕聯農帶動,效果不太理想。”酉陽縣委書記祁美文坦言,酉陽共富鄉村建設的最大特點,就是讓農民唱“主角”,著力培育以農民為主體的鄉村新業態、新模式。
近兩年來,酉陽縣探索差異化布局景區村、產業村、生態村的路徑,先后建設15個共富鄉村試點村,打造出高端民宿、文創產業、鄉村旅游、田園綜合體等20余種共富業態。2023年,15個示范村人均可支配收入18925元,同比增長17.1%。
共創:社會力量“賦能”,攜手“聯農帶農”
鄉村振興關鍵在產業,而產業高質量發展,既要激發農民參與積極性,也要整合各類資源賦能農民。
縣鄉政府的角色是什么?祁美文表示,其定位是堅持“干好政府該干的事”,一方面切實提供好基本公共服務,做好規劃政策支持、公共設施建設、產業底座支撐等方面的落地,全縣已培育“茶米油蜜青蒿酵素”6大主導產品;另一方面搭建主體、構建平臺、疏通渠道,著力把村民愿景和各類要素有效嫁接,實現多元主體的分工協作和共生發展。
走進重慶武陵山油茶研究院的智慧大棚,溫度、濕度、土壤、苗情在大屏幕上一覽無余,智能澆灌系統也隨著參數變化適時噴灌。研究院負責人陳波宇說,根據縣里布局,研究院重點負責選種、育苗和推廣,目前全縣種植油茶42萬畝,20余萬農民參與,畝均收益約900元。如今,全縣48%的村集體經濟組織收入源于油茶產業。
社會組織如何賦能鄉村振興?近年來,酉陽縣與中國民族貿易促進會合作建設“一鄉一品”數字經濟基地等,成功打造“酉陽800”農產品區域公用品牌,短短一年多,協助開發系列高山優質農產品33大類133款,產品銷售額達10億元。酉陽茶商劉波感慨道:“搭上中國民貿促進會的合作平臺,我的茶園銷量至少增長了四分之一!”
對此,中國民貿促進會會長藍軍說,政府有組織農民和政策支持的優勢,但缺乏品牌打造、市場營銷能力;企業有生產經營、市場拓展的優勢,但缺乏對農村和農民長期利益的關照。社會組織的優勢在于,能夠匯聚科技、品牌、電商和金融服務等資源要素,在政、企和農民之間搭建利益聯結平臺,有效解決“政府想干干不了、社會資本想干不敢干”的問題。
酉陽縣還引進騰訊等平臺企業團隊,與當地農民攜手開拓鄉村經濟新空間。
2022年,何家巖共富鄉村合作社聯合騰訊“云稻米”團隊發起了智慧認養項目。通過“何家巖云稻米”小程序,消費者可指定一片水稻田,按9.9元/平方米的價格認養。“上線不到30個小時,一期3.8萬平方米稻田被訂購一空。”村支書陸東說,未來將開展“云養雞”等項目,吸引更多游客“打卡、刷卡”。
得益于社會組織、平臺企業和專家團隊的賦能,近年來,天館鄉魏市村提升紫薇產業發展規模,打造集紫薇觀光、休閑度假、互動娛樂于一體的綜合體;兩罾鄉金絲楠村依托古樹群落等生態資源,發展起生態文化、農耕文明為主題的農文旅項目。
引進來不是目的,推動本土人才振興才是根本。酉陽縣注重從項目合作和對外交流中培養本土能人,注重從返鄉青年中選育專業人才。副縣長高勝說,通過參與中國農大和騰訊公司發起的鄉村經營人才培養計劃,近三年培養40余位共富鄉村職業經理人,“全縣鄉村民宿、餐飲、文創產業逐年提升,與培育出來的‘鄉村CEO’團隊密不可分”。
共富:重構發展模式,“讓農民利益最大化”
“公司+農戶”的產業發展模式,過去為脫貧攻堅作出了貢獻,但酉陽縣調研發現,由于雙方博弈能力和利益分配差距較大,經常出現“資本擠出小農”或“農民不守契約”等情況,導致一些合作項目有始無終。
如何破解這一難題?祁美文認為,酉陽縣推動“共富鄉村”建設的關鍵,就是把“企業賺錢、農民保底、成本不回收”的政府投入模式,改變為“農民賺錢、成本回收給集體”的滾動發展模式,讓鄉村實現“自己的發展自己干,自己的資源自己賺”。
實現這一轉變,要求把農民作為最大受益主體。首先用好用活惠農政策,把政府投入進行市場化運營,創新集體資產運營模式。
而“把農民作為最大受益主體”,就要因村制宜創新分配方式,大幅提升農民在一次分配中的占比,并根據合作社收入情況進行二次分配,讓村民既有工資性收入,又有經營性收入。
以何家巖村共富鄉村合作社為例,他們按照“1136”的模式分配,即經營收入的10%用于104戶參與農戶的年終分紅;純利潤的10%用于村集體經濟公益事業、30%用于職業經理人團隊的工資提成、60%用于滾動資金壯大共富業態。
“這一分配模式既為培育鄉村產業、壯大集體經濟提供了長期資金保障,又讓村民們成為最大獲益者。”據何家巖村村支書陸東介紹,2023年村集體經濟收入達699萬元,凈利潤達287萬元,遠超上年的45萬元。其中,村集體年終分紅達到80.4萬元。
銅鼓鎮興隆村探索了“4222”的分配模式。村支書冉思超說,村里以合作社的年收益為基數,各成員分別按照全體農戶40%、村集體經濟聯合社20%、縣旅投集團20%、合作社20%的比例分配。農戶可以“多重”社員身份參與分紅,還能通過參與業態經營等方式獲取收益。
“酉陽的新探索,就是把共富理念驅動的鄉村振興有效落地!”祁美文說,通過系列惠農政策的支撐,運用新理念新技術新機制盤活鄉村資源,創造性延續千百年來鄉村互助互利的優秀傳統,讓農業強起來、農村美起來、農民富起來。(記者 宋振遠 張桂林 伍鯤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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