草原是我國重要的生態系統和自然資源,也是農牧民賴以生存的生產資料和生活資料。國務院辦公廳印發的《關于加強草原保護修復的若干意見》提出,要加強草原保護管理,推進草原生態修復,促進草原合理利用,改善草原生態狀況。本期特邀幾位專家圍繞相關問題進行研討。
草原退化趨勢初步遏制
草原生態系統具有哪些重要功能?國家為保護修復草原采取了哪些政策措施?
邵新慶(中國農業大學草業科學與技術學院教授):草原生態系統與森林和農田生態系統一樣,為人類生產與發展提供了必要的生產資料和生活資料。草原養活著全球50%的家畜,支撐著全球30%的人口。隨著經濟社會發展,人們對草原功能的認識不斷深化。草原不僅是物質產品的生產基地,也具有生物多樣性保育、營養元素循環等支撐功能,調節氣候、提供清新空氣、潔凈水源和防止水土流失等調節功能和旅游、娛樂等文化服務功能。我國草地資源中蘊藏著豐富的生物多樣性,有7000多種牧草和上千種動物,是亞洲乃至世界的最大生物基因庫。草原興衰關系我國水系變化,長江、黃河、瀾滄江、怒江、雅魯藏布江、遼河和黑龍江等重要江河源頭都分布在草原地區,黃河水量的80%、長江水量的30%、東北河流一半以上的水量直接源自草原。草原作為陸地生態系統的重要主體,是天然綠色屏障,在防風固沙和水土保持方面發揮著積極作用,防風固沙量占全國總量的56%,植被覆蓋的坡地在下雨狀態下可減少地面徑流47%,減少沖刷量77%,水土保持能力比農田大數十倍。此外,草原具有豐富碳儲量和強大的碳匯功能。目前,我國草原生態系統總碳儲量約427.3億噸,約占世界草地總碳儲量的7.5%。
我國擁有草地面積2.64億公頃,約占國土面積的30%。草地資源主要包括北方草原、南方草山草坡、沿海灘涂、濕地和農區天然草地等,涵蓋18個大類38個亞類1000多個型,類型之多居世界之首。然而,我國草地生產力水平相對滯后,全國平均每公頃草地僅生產7個畜產品單位,相當于世界平均水平的30%;由草原牧區提供的畜產品僅占全國總量的不足10%,可見我國的草地資源尚未得到合理、高效開發與利用,蘊藏著巨大的生產潛力。
我國是世界上草原退化嚴重的國家,草原生態脆弱的形勢嚴峻,70%的草原處于不同程度的退化狀態,草原保護修復任務十分艱巨。
草地生態系統退化受諸多因素影響,既包括全球氣候變暖、風蝕、水蝕、沙塵暴、鼠、蟲害等自然因素,也包括過牧、重刈、濫墾、樵采、開礦等人為因素。溫度上升、強降水和干旱等極端氣候事件發生頻率增加在一定程度上引起了草原退化,但草原退化主要是超載過牧、草原利用管理水平落后等人為因素造成的,加之受到傳統觀念影響,一些地區人們重視農業而輕視畜牧業,重視建設而輕視保護,都在一定程度上使草原退化問題日趨嚴重。目前,內蒙古、四川、西藏、甘肅、青海、新疆六大草原省區,牛、羊的飼養總量分別約為80年代的2倍和3倍。這期間,由于被大量開墾和征用占用,草原面積不斷萎縮、質量不斷降低,使得草原載畜壓力持續加大,與周邊鄰國相比,我國內蒙古自治區單位面積的實際載畜量約為蒙古國的2.8倍,新疆維吾爾自治區則是哈薩克斯坦的5倍。
黨中央高度重視草原保護修復工作。黨的十八大以來,各級草原部門不斷強化草原工作,取得明顯成效。2018年,草原監管職責從原農業部劃轉到新組建的國家林草局,進一步強化了草原生態保護,體現了山水林田湖草沙系統治理理念,也為統籌林業草原國家公園融合發展、推動林草事業高質量發展創造了歷史性機遇。近年來,我國加大草原保護建設投入力度,草原生態保護建設步入新的發展階段,草原工作的戰略重點由以經濟目標為主轉到“生態、經濟、社會目標并重,生態優先”上來,先后實施牧草種子基地、草原圍欄、退牧還草、京津風沙源等草原保護建設工程項目,取得良好的生態、經濟和社會效益。與建設前相比,草原上亂采濫挖和破壞基礎設施的違法行為有所減少,農牧民以草定畜、科學養畜的意識不斷增強。同時,國家組織實施草原生態保護補助獎勵政策,對牧民開展草原禁牧、實施草畜平衡措施給予一定獎勵補貼。目前補貼標準是禁牧草原每年每畝7.5元、草畜平衡草原每年每畝2.5元。
經過努力,草原生態持續惡化勢頭得到初步遏制,草原生態狀況和生產能力持續提升。2020年全國草原綜合植被蓋度達到56.1%,鮮草產量達到11億噸。草原退化趨勢得到遏制,天然草原生態環境好轉,在維護國家生態安全、邊疆穩定、民族團結和促進生態文明建設、牧區鄉村振興等方面發揮著基礎性、戰略性作用。
草原自然公園從無到有
我國草原生態保護現狀如何?國家草原自然公園試點建設形成了哪些經驗?
董世魁(北京林業大學草業與草原學院院長):2021年,國務院辦公廳印發《關于加強草原保護修復的若干意見》,明確提出完善草原自然保護地體系,實行整體保護、差別化管理。根據中共中央辦公廳、國務院辦公廳印發的《關于建立以國家公園為主體的自然保護地體系的指導意見》,我國自然保護地體系由國家公園、自然保護區和自然公園三大類構成,國家公園和自然保護區實行分區管控,原則上核心保護區內禁止人為活動,一般控制區內限制人為活動。自然公園原則上按一般控制區管理,限制人為活動。我國自然生態系統中,森林、濕地及荒漠等均構建了較為完善的自然保護地體系,但草原因為特殊的利用方式及管理模式,在保護地建設方面較為薄弱。全國已建成的1.18萬個自然保護地中,草原類型自然保護地僅40多個,主要是各級草原自然保護區,保護草原面積約165.17萬公頃,分別占全國自然保護區總數的0.33%和面積的0.16%,加上三江源國家公園等國家公園,總保護面積占全國草原的2.5%左右,數量遠少于森林、濕地等。此外,已經建立的國家級草原自然保護區僅有4個,省級僅有12個,其余為縣市級保護區,保護等級普遍偏低,且很多典型的草原和草甸生態系統尚未保護起來。
草原自然公園是指具有較為典型的草原生態系統特征、有較高的生態保護和合理利用示范價值,以生態保護和草原科學利用示范為主要目的,兼具生態旅游、科研監測、宣教展示功能的特定區域。草原自然公園建設和管理需遵循“生態優先、綠色發展、科學利用、高效管理”的基本方針,主要內容包括:生態保護和恢復、合理利用及示范、生態旅游及科普宣教、科研監測能力建設,基礎設施及管理能力。除了走高質量草畜產品開發的道路外,公園里可以探索設立生態保育、旅游觀賞、科學利用示范等多功能分區,鼓勵農牧民成為草原管護員、導游等,幫助其增加收入。
為補缺草原自然保護地,國家林草局于2020年3月發布《關于開展國家草原自然公園創建試點工作的函》,開啟了草原自然公園從無到有的創建歷程。同年8月,在內蒙古自治區呼和浩特市敕勒川草原舉行的國家草原自然公園試點建設啟動會,公布了39處國家草原自然公園試點建設名單,涉及草原面積14.7萬公頃,草原自然公園試點建設進入實質性階段,草原自然保護地體系逐步完善。
內蒙古敕勒川國家草原自然公園位于呼和浩特市新城區保合少鎮,受多年干旱少雨、開墾采石等因素影響,這片近3萬畝的天然草場生態環境不斷惡化。2012年起,該市實施陰山山脈大青山南坡綜合治理工程,修復敕勒川草原是其中的重要內容。經過10年生態修復和保護,敕勒川草原成為該市最重要的生態屏障和城市“后花園”。連綿的青山、成片的綠地、繁盛的花草,敕勒川草原生態已具備自我恢復能力,生態旅游產業發展得越來越好,2020年成為首批國家草原自然公園試點之一。2021年,敕勒川國家草原自然公園文化旅游景觀帶全年接待游客558萬人次,實現收入20.5億元,農牧民吃上了“旅游飯”,有力促進了鄉村振興。
青海蘇吉灣國家草原自然公園位于海北藏族自治州門源縣,是國家林草局公布的首批國家草原自然公園試點之一。自2020年起,當地開始探索草原保護和牧民增收共贏的路子,整合13戶農牧民草場,成立祁連山生態牧場,發展生態畜牧業,開展民俗體驗、野營露宿等生態旅游項目,牧民的草場和牛羊流轉給了生態牧場,統一管理,定期領分紅,既保護環境,又能獲取收益,2021年生態牧場接待游客10萬人次,實現收入1500萬元。與此同時,流轉草場后的部分牧民成為草原管護員,推動草原生態長效保護,不但提升了草原生態服務功能,而且有效延長了產業鏈,帶動更多牧民增收致富,走上草原與草業綠色發展之路。
山西花坡國家草原自然公園位于長治市沁源縣,是首批國家草原自然公園試點之一?;ㄆ率翘郎街鞣逯?#xff0c;山頂呈饅頭狀,平緩無崖,林木稀少,是山西省典型的亞高山草甸景觀,花草種類達120余種,花期可達數月之久,有著“天然花園”之美譽。2020年10月,花坡國家草原自然公園建設試點正式啟動,規劃將公園分為生態觀賞區、利用示范區和綜合服務區。2022年10月,花坡草原入選國家首批“紅色草原”名單,“紅+綠”的組合共同構成了獨特的花坡草原風景。截至2022年10月,沁源縣投資約1000萬元,完善了花坡景區內的水、電、步道等基礎設施,建設了木質旅游棧道、觀景臺、觀景亭、觀景長廊、游客服務中心、綠色驛站等旅游設施,同時對公園范圍以外王陶鎮花坡村東南部的亞高山草地實施生態修復治理。強化生態環境保護,推進紅色旅游與綠色生態深度融合,繪就了“紅色草原”高質量發展的新底色。
統籌草原保護與畜牧業發展
如何理解草原生態保護與草原畜牧業可持續發展之間的關系?
劉長全(中國社會科學院農村發展研究所農村產業經濟研究室主任):草原具有生態和生產雙重功能,既是重要的自然資源和生態安全屏障,也是廣大農牧民賴以生存發展的基本生產資料,這就決定了需統籌草原生態保護與草原畜牧業發展。
一方面,草原是草原畜牧業的載體,草原生態保護關系草原生態質量和永續利用,也是草原畜牧業可持續發展的基礎。我國60億畝草原資源中約70%分布在干旱半干旱地區,荒漠化草原面積占一半,草原質量差,生態系統脆弱。為確保草原可持續發展,我國很早就對草原保護和利用確立了“生產生態有機結合、生態優先”的基本方針,因此草原畜牧業發展需以草原生態保護為前提。
另一方面,發展草原畜牧業是發揮草原生產功能的主要途徑,推動傳統草原畜牧業綠色轉型則是草原生態保護的重要舉措,有效發揮草原畜牧業增收功能才能鞏固草原生態保護的經濟社會基礎。
目前,我國約有70%的草原處于不同程度的退化狀態,具體表現是草原植被高度、蓋度、產量和質量下降,土壤生境惡化,生產能力和生態功能出現衰退。過度放牧是不合理利用的主要形式,其原因是多方面的。一是在草原發展的觀念上仍存在重生產、輕生態問題,對經濟利益的過度追求導致短期增收與草場退化的不良循環。二是產權不清等問題加劇草場過度利用,包括地塊四至不清、證地不符、交叉重疊的承包草場,以及公共草場都面臨突出的過度放牧問題,短期流轉的草場也可能面臨掠奪性利用。三是現代草業、現代生態養殖模式發展滯后,制約了草原畜牧業的現代化轉型,導致天然草原面臨較大放牧壓力。一方面,我國草業種業研發和人工草場建設水平較低,草原生產能力提升緩慢,這一定程度上是由于長期以來對草業產業的定位偏低,未能被作為國家糧食安全、多元化食物供給體系的重要組成部分。另一方面,舍飼半舍飼、季節性放牧、劃區輪牧等現代草原畜牧業養殖方式的推廣不足,原因既包括部分牧戶家庭承包草場面積較小,無法達到干旱半干旱地區草場輪牧所需的規模要求,也包括觀念轉變難、現代管理和飼喂技術推廣慢、飼草料儲備與供給不足等。
合理利用草原,統籌草原生態保護與草原畜牧業發展,需從多方著力。
第一,以草畜平衡為落腳點合理控制載畜量,通過季節性休牧輪牧和減畜在一定區域、一定時間內實現草原飼草生產量與放牧牲畜的飼草需求量平衡。相關部門應根據區域草原生態、生產能力等合理核定載畜量標準。2011年以來,我國連續三輪實施草原生態保護補助獎勵政策,并把草畜平衡作為獎補政策的核心要素,對于草原的合理利用發揮了重要作用。
第二,進一步完善草原承包經營制度和創新草原畜牧業經營體制機制。一方面,要明晰草原產權權屬,重點清理解決四至不清等問題;另一方面,要按照“明確所有權、使用權,穩定承包權,放活經營權”要求深化草原產權改革,規范草原經營權流轉,鼓勵草場經營權折價入股發展股份合作經營,實現多種形式的草原畜牧業適度規模經營。近年來,青海黃南州、西藏那曲市等地探索以草地和牲畜入股為基礎的草原畜牧業股份合作制經營模式,創建了一批生態畜牧業合作社。
第三,加快草原生態養殖模式、養殖方式的發展。在適度規模經營的基礎上推行分群飼養、劃區輪牧。根據草場條件和載畜能力季節變動特征,制定草場劃區、牲畜輪牧的方案,實現草場逐區放牧、輪回利用。加快人工草場建設,推動傳統放牧養殖向舍飼半舍飼養殖轉變,通過人工補飼加快牲畜生長,解決放牧模式下牲畜生長面臨的季節性波動。
第四,加強科技創新對草原生態畜牧業的支撐。加快草原畜種繁育體系和牧戶牲畜繁育生產服務體系建設,促進胚胎移植等先進繁育技術應用,圍繞草原生態畜牧業發展要求提高草原牲畜生產效率;加快草種繁育體系建設和人工種草技術研發,著力破解草種供給“卡脖子”問題,重點發展節水高效人工種草技術,大力發展青藏高原高海拔草原地區人工種草所適宜的草種和種植技術。通過充分發揮科技在草原畜牧業生態化轉型和現代化中的作用,緩解天然草地生產能力對草原畜牧業發展的限制。
充分發揮草種業“芯片”作用
未來,應如何提升草種業科技與產業水平,促進我國草種業高質量發展?
李平(中國農業科學院草原研究所草原經濟與政策團隊首席科學家):草種業作為我國草原生態修復與草業發展的“芯片”,是我國草原畜牧業高質量發展的核心和基礎。當前,國家大力推進草原生態保護與修復、草原畜牧業轉型升級、糧改飼等工作,草種需求空間擴大,促進了現代草種業的發展。
現代草種業主要包含草種質資源保護和育種兩部分,形成了包括繁育、推廣等多個環節在內的完整產業鏈。具體來講,草種質資源保護包括種質資源收集、鑒定、保存、評價、創新、利用等環節,從草種質資源到生產用種要經過品種選育、種子擴繁、良種推廣等重要環節,期間還有商品草種子的生產、貿易、質量監管等。
草種業安全健康發展,既是我國生態安全的基礎保障,也是實施糧食安全戰略的重要方面?!笆奈濉睍r期,我國將實施退化草原修復2.3億畝,當前,草種緊缺已成為限制草原生態修復效率的重要因素,據了解,內蒙古草原修復中適宜的野生鄉土草種缺口在70%以上。因此,加快發展草種業是推進草原生態修復的必然要求。
我國糧食安全主要是結構性供給不足的問題,口糧可以保證100%自給,但優質蛋白類食物供給不足。例如,2022年,我國人均奶類消費量約42公斤,僅為《中國居民膳食指南2022》中推薦奶制品攝入量最低水平的38.4%;肉類消費總量雖然超過膳食指南中推薦的標準,但其中蛋白含量較高而脂肪含量較低的牛羊肉消費不足16%。這些優質蛋白類食物供給不足的本質是優質飼草供給不足。因此,大力發展草業是加快構建更高層次、更高質量國家糧食安全保障體系的關鍵出路。然而,作為草業“芯片”的草種業發展還較為滯后,飼草種子進口量占需求量的比例達60%,加快發展草種業是保障糧食安全的必然選擇。
在政策和市場雙重驅動下,我國草種業在種質資源保護、品種選育、種子生產和質量管理等方面取得較大成效,已初步建立起較為完善的草種業體系。
在種質資源保護方面,中國農業科學院草原研究所建立了國家北方飼草種質資源中期庫、國家多年生飼草種質資源圃,負責牧草種質資源保存、繁殖更新、分發、交換和共享利用,已形成全國草資源保存、繁種和供種體系。在品種審定方面,農業農村部和國家林草局分別成立全國草品種審定委員會,組織開展草品種區域試驗工作,為草品種育種工作提供規范化和標準化的試驗數據和科學依據。在草種子檢測方面,建成5個部級草類植物種子質量檢測中心。截至2021年,全國草種質資源累計保存總量達到6.3萬份,累計審定優良草品種619個,全國草種子田面積83.75萬畝,全國各類飼草種子產量8.8萬噸,市場上流通的商品草種子合格率上升到80%左右。
整體來看,我國草種業起步晚、基礎相對薄弱,產業發展與實際用種需求之間存在較大差距,與美國、丹麥、澳大利亞等草種業發達國家相比,我國草種業發展整體還處于小而弱的水平。借鑒國外經驗,挖掘我國資源和地域優勢促進草種業發展,可從以下幾方面入手。
一是加強草種質資源保護工作。草種質資源是草種業的基礎和源頭,是重要的戰略資源。美國農業部從1898年開始正式設置國外引種項目,從世界各地廣泛收集牧草種質資源;澳大利亞建立了世界上最大的亞熱帶豆科牧草種質保存中心,保存了3.8萬份以上的豆科牧草種質資源。種質資源收集保護是一項長期的基礎性工作,需持續加大對草種質資源庫、圃的建設投入,面向國內外、瞄定重點區域廣泛開展草種質資源收集、保存、評價和創新利用。
二是著力打通草種子產業鏈條。造成當前我國草種子對外依存度高的一個關鍵問題是產業鏈條不完整,有品種無種子的現象普遍存在。我國的育種工作主要由高校和科研院所開展,這些單位缺乏繁種所需的資金、土地、機械等必要條件,而草種企業重視種子銷售而不關注耗時耗力的育種工作,繁種成為種子產業的斷點。要解決這一問題,不僅需要科技創新,還需要制度創新,建立完善的知識產權轉移和保護機制。
三是建立完整的草種子認證體系。放眼國際草種業發達國家,草種生產基本都經歷了區域化、專業化、標準化的發展過程,建立了嚴格的種子質量檢測、認證體系,產業效率和產品質量都大幅提升。例如,美國通過專業化種子生產基地建設、草種生產和加工關鍵技術提升等手段將草種子產量從平均每公頃150公斤至300公斤提高到每公頃1125公斤。此外,美國、澳大利亞、歐盟等都建立了較為嚴格的種子認證制度,我國雖然有草種子質量分級標準,但尚未建立完善的草種認證制度和體系,尤其是對草種子真實性的認證還較為缺乏,亟需補齊這一短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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