國企民企聯合發展互利共贏

　　編者按：民營經濟發展已成兩會熱詞，更是市場長期關注的焦點。實現國企民企聯合發展，就要讓國企敢干、民企敢闖，最緊迫的還是要調動民營企業和企業家積極性。總書記的重要講話，給廣大民營經濟人士吃下“定心丸”，中國將真正迎來國企民企聯合發展共贏的時代。

　　中共中央總書記、國家主席、中央軍委主席習近平6日下午看望了參加全國政協十四屆一次會議的民建、工商聯界委員，并參加聯組會，聽取意見和建議。他強調，黨中央始終堅持“兩個毫不動搖”、“三個沒有變”，始終把民營企業和民營企業家當作自己人。要引導民營企業和民營企業家正確理解黨中央方針政策，增強信心、輕裝上陣、大膽發展，實現民營經濟健康發展、高質量發展。

　　當此時也，如此重申，相當及時，非常重要！這個講話，是給一些深處壓力和觀望之下的民營企業和民營企業家們以旗幟鮮明的鼓勵和打氣，幫助他們消除顧慮，輕裝上陣。實際上，國家支持民營經濟發展的大政方針是一以貫之并不斷深化的。黨的二十大報告第一次明確提出“促進民營經濟發展壯大”，并強調要“毫不動搖鞏固和發展公有制經濟，毫不動搖鼓勵、支持、引導非公有制經濟發展”，“完善中國特色現代企業制度，弘揚企業家精神，加快建設世界一流企業”。去年底召開的中央經濟工作會議也明確強調，要從制度和法律上把對國企民企平等對待的要求落下來，從政策和輿論上鼓勵支持民營經濟和民營企業發展壯大。

（一）

按照我們的思維慣性，會想當然認為：民營經濟越發達的地方，國有經濟越沒有發展空間，規模大或有競爭力的國企就越少；而那些傳統國有經濟發達、民營經濟落后的地方，自然國企更方便做強做大。這幾乎被認為是最簡單的常識，或最基本的經濟邏輯，無論你的所有制立場如何。

但是筆者近年在研究國有經濟時發現恰恰相反：越是民營經濟發達的地方，國企發展也做地越好，而那些民營經濟發展一團糟的地區，國企也往往是一塌糊涂，無論是資產規模上，還是效益上，都無法跟那些民營經濟發達地區的國企相提并論。

我們以入圍2022年中國企業500強的169家地方國企為觀察樣本（注釋一），這些企業可以視為13.6萬家國企的最優秀代表。我們可以發現，規模最大、競爭力最強的地方國企基本集中在民營企業最發達的區域，以企業總部所在城市排序分別是：上海（15）、北京(13家)、廣州(13家)、杭州(8家)、深圳（5家）、廈門（4家）。廣東是民營經濟第一強省，理應是國有經濟的不毛之地，卻共有 19家省屬或市屬國企入圍。而東北三省作為國有經濟傳統重心，民企也長期發展滯后，理應是國企發展的沃土，反而僅有一家地方國企上榜，也就是排名第500的盛京銀行，甚至過去連續好幾年都沒有企業入圍。

表一：廣州沈陽等10個副省級城市國有企業資產總額對比，各地國資規模基本與民營經濟發展情況一致

數據來源：各地財政局發布的2021年度或2022年度國有資產管理情況綜合報告

詳細來講，廣州市國資委，號稱“宇宙最強”的地方國資委，去年市屬國企資產總額達到5.47萬億，有3家市屬企業躋身世界500強；深圳市也突破5萬億，1家市屬國企躋身世界500強。廣東全省國有企業資產總額突破16.9萬億，這相當于東北三省的2.5倍。浙江、福建這兩個民營經濟占比最高的省份，國企表現也非常亮眼，杭州市屬國企資產總額超過4萬億，寧波、廈門也都超過2萬億，兩省共有7家地方國企躋身世界500強。

表二：入圍2022年度中國企業500強的廣州市屬國企

此外，北京、上海雖然是計劃經濟時代的工業中心，但是由于匯聚了充裕的金融資本、科技和人才，在改革開放中，也形成了非常發達成熟的民營經濟（如聯想、小米、百度、美團、物美等），這兩個城市的市屬國企表現也特別優異，上汽、北汽、浦發行、華夏銀行、首農、光明食品、綠地等在都各自領域脫穎而出。到2022年，這兩個地方的國企資產規模分別達到8萬億和27萬億，位列副省級以上城市前兩名。

我們再來看傳統國有經濟發達地區的表現情況。東北三省是市場化改革前，全國大型國企最集中的區域。1981年全國大型企業1476家中，有277家在東北三省，而東南三省僅有76家（福建12家、浙江20家、廣東44家），兩地國企實力明顯不在同一層次。而如今情況發生逆轉，2021年遼寧省國企資產總額為2.8萬億，不足廣東省的六分之一；沈陽市國企資產總額為4736億，不到廣州的9%；東北三省中，國企資產存量最多的城市為哈爾濱（7649億），其規模也不足廣州的15%。2020年，遼寧省近5000多家地方國企營業收入加起來（分別是3589億），還不如廣汽集團一家多（3954億）。

類似的情況，我們也可以在東北以外的西安、蘭州、太原、洛陽、包頭等傳統國有企業發達的地方可以看到。比如一五計劃的156個重點項目中，西安及周邊聚集了24個，太原及周邊有15個，洛陽及周邊有10個，蘭州及周邊有8個，但是如今這些地方的國有經濟，除了依托壟斷經營權的能源、有色金屬類國企經營業績尚不錯外，其他方面則乏善可陳。

從2002年國企改革完成后（注釋二），各地國企的資產增長速度來看，廣東、福建、浙江、江蘇、上海五省市速度最快、發展效益最好，浙江國企資產總額增長了48.9倍，其次是江蘇38.1倍，福建、上海也增加了20多倍，廣東在規模非常大的基礎上，也增加了15.2倍，而遼寧和黑龍江增幅均不足6倍。考慮到這期間我國M2增長了近13倍之多，扣除貨幣通脹的因素，其實很多北方省份國有資產總量都在萎縮，這20多年來國企的保值增值，實質主要靠東南五省市地方國企以及個別經營成績優異的央企。

表三及附圖：1981年至2021年，北方五省與南方五省國有企業資產總額增長比較（單位：億人民幣）；附圖為八省2002至2021年間，國有企業資產總額增長倍數

注：1981年的數據采用國有大中型企業產值統計，之所以選取大中型企業，是因為其皆為國有企業，而小企業中有很多是社隊自辦集體性質企業。另外，根據近年國務院國資委的統計數據可以推算，某些北方省市數據失真嫌疑較大，故不納入比較范圍。數據來源：《中國統計年鑒》（1982）、《中國財政年鑒》（2003），以及各地財政局、國資委網站。

所以說，改革開放以來，我國不僅是經濟重心轉移到民營經濟發達的東南沿海，東南沿海還取代東北華北諸省成為新的國有經濟重心。廣東、福建、浙江、上海和江蘇五個東南省市加上北京，其國有企業資產規模已經超過100萬億，占全國地方國企資產總額的一半以上，遠超北方各省總和。在利潤上，這六個省市更是貢獻率更高，占比近八成（2020年全國地方國企利潤為12665億，六省市合計9417億），深圳一市的國企利潤就超過黑吉遼蒙津蒙冀晉陜豫甘寧青新等十四省市區。總之，這些民營經濟發達區域，不僅為國家貢獻了最多的賦稅，還貢獻了主要的國有資本增量，構建了新時代黨的執政之基。

表四：部分省市自治區2020年地方國企營業收入、利潤額和利潤率

數據來源：國務院國資委編寫組

《中國國有資產監督管理年鑒》（2021）

(二)

通過以上數據分析，我們可以得出一個非常可靠的結論，那就是：沒有發達的民營經濟，就沒有強大的國有經濟，民營經濟和國有經濟，并不是相生相克、你死我活的關系，而是相輔相成、協同并進的關系。國有經濟只有在民營經濟發達、市場機制健全的地方，才能做大做強；而民營經濟發展落后的地方，國有經濟也無一例外都會陷入低水平陷阱。那么，其中的內在邏輯是什么呢？

首先是市場生態“溢出效應”或“帶動效應”。正像改革開放后中國的工業化，得益于外企的技術和商業模式溢出效應一樣，這二十年來，地方國企的發展壯大實質上也很大程度得益于本地民企的創新模式、商業模式和管理模式的溢出。通俗地講就是，民企發達的地方，市場機制也就很完善，整個市場生態內各種所有制企業的技術創新和管理創新需求都很強大，民企發揮了“長板效應”。

所以，一個地方的國有經濟發展水平，很難跨越這個地方的民營經濟發展水平，本地民企的競爭力，基本決定了本地國企競爭力。比如，一個地方入圍民企500強企業數量，與這個地方國企入圍中國企業500強及財富世界500強的數量基本成正比；一個地方民企價值鏈位階，基本決定了本地國企的價值鏈位階。即便現在被詬病的，制造了巨額地方債務的城投公司，其區域差異也非常大。利潤最高的30家公司，有25家分布在粵閩浙滬蘇京民營經濟發達的六省市，其中，深圳地鐵集團和浙江交投被稱為城投利潤之王，而負債率最高、信用等級最差幾乎全都是民企不發達的省份國資平臺。

其次是民企對國企具有強大的回饋反哺效應。這主要表現在，民營經濟發達的地區，地方財政資源都非常充沛，因此，政府有較多的資金用來充實國有資本，擴大國有資產規模。而那些民營經濟發展水平很低的省份，往往陷入一種負向循環：由于民營企業不發達，政府的直接稅收少，也就沒有過多財力去支持國企改制和發展，國企不但不能做強做大，甚至連長期陷于虧損的問題都不能得到解決。

深圳特區成立四十多年以來，國企資產總額創下了增長2.46萬倍的奇跡，這不僅跟深圳國資經營水平高有關，也跟深圳民營經濟發達、財政充裕，可以不斷向國企大額注資有關。比如，得益于騰訊、華為、萬科等民企逐漸走向成熟暴發期，深圳市財政在2008年至2016年之間，從800億躍升到3136億，受惠于此，深圳市財政部門不斷向國企注資，僅在2014-2016三年間規模就達3200億，深圳短時間內實現了從一般國資大市（2008年國企資產總額僅為大連的40%），向萬億級國資強市的突破。

表五：深圳歷年財政收入和國有資產規模變化的正相關關系（2008—2016）

數據來源：《深圳統計年鑒》（2009—2017）

我們還可以從黑龍江和寧波（1.59萬億vs1.57萬億）這兩個經濟體量相當的區域，對比兩種效應的差異。黑龍江民企總體發展質量不高，2022年百強營業收入總和為4643億，利潤為140億，相比之下，寧波百強民企營業收入達到2萬億，利潤突破700億，均為黑龍江4倍以上。受此影響，2022年度，黑龍江民企僅為本省財政貢獻了約520億稅收，全省財政收入因此只有1320億；而寧波市的民營企業，本年度為本地財政貢獻了約2500億財政收入，市財政收入突破3600億。

這種情況下，黑龍江省財政對國企支援非常有限，中央補貼與本地財政加起來也不過每年70億左右，所以，僵尸企業等問題遲遲不能解決；“財大氣粗”的寧波市政府則可以屢屢拿出大手筆，支援國企發展，僅2019年度成立的“國企發展專項基金”就達500億，這絕對是黑龍江無法相比的。由此導致，從2003年至今，黑龍江國有企業資產總額僅增長了5倍左右，而寧波從888億增長到2.68萬億，增幅達到了30多倍；當年寧波國企資產總額僅是黑龍江的四分之一，如今已經是其1.6倍。

?表六：黑龍江和寧波民企、國企發展情況比較

再次是載體效應。十八屆三中全會以來，尤其是根據《國企改革三年行動方案（2020—2022年）》的布局，國資發展思路逐漸從做產業轉換到管資本，簡單說就是從直接辦生產經營性企業，到投資生產經營性企業的轉變。目前，已經有21家央企已經脫離實體產業，改組為資本運營公司，全國已有36家省級國資委組建了142家國有資本投資運營公司。

國有資產運營管理的資本化、金融化的變化趨勢，使得國有經濟和民營經濟的關系發生了新的變化，過去二者是并行競爭關系，現在變成了上下層的關系，民營經濟成為國資經營的載體；或者說是皮與毛的關系，一個地方的民營經濟的發展水平更是從根本上決定了國有資本的運營水平（雖然地方國資運營活動可以突破地域限制，但是從實際操作來看，大多數投資活動仍然局限于本地，為本地經濟服務）。

從實踐效果來看，很明顯最近六七年，民營經濟發達的地區，國有金融資本可以投資的產業機會就多，尤其是高收益率的新興產業就多，國有資本運營公司在與本地民企的投資互動中，都實現了資產規模的快速增長。比如，深圳創投投資項目中上市的已經達到248家，投資額達955億以上，資產管理規模也達到4000億以上；廣州金控至去年已經成功孵化了9家全球獨角獸企業，上海高科、蘇州元禾、北京亦莊國投等孵化的上市公司也都在50家以上，企業管理的資金規模都增長到千億級別以上。

而那些民營經濟發展落后地區，國有金融資本往往陷入沒有好的企業、好的項目可投的境地，國有資本增值也就非常緩慢。北方國資投資機構中，做地最好的是魯信創投和西安高新投兩家，自從2009年以來，二者累計投資額為87億、78億，均不足深圳創投的十分之一，其他北方省份的國資運營機構更是乏善可陳，由此導致的不同區域之間的國有資本經營成果差異太過懸殊。比如，投中網評選的2022年度國資投資機構百強中，僅有4家北方省份的地方投資平臺，而廣東一省就有18家。

總之，經過四十年的經濟改革，我國經濟的運行機制以及各類主體之間的關系其實已經發生了本質的變化，民營經濟已經遠遠不再是國有經濟的必要補充，而是滲透到社會各個角落的最廣泛的“人民經濟”形態，實質發揮了市場經濟的運轉基石的作用，國有經濟與民營經濟之間“皮與毛”的關系實質已經發生逆轉。民營經濟與國有經濟之間可以用小河有水大河滿，小河無水大河干來形容，離開發展民營經濟，去談發展國有經濟，根本上行不通的，那種認為只要限制或消滅民營經濟，國有經濟就可以獨步天下的想法，是幼稚的。

（深圳是民營經濟最發達的城市，共有7家民企入圍《財富》世界500強，同時也國有經濟增長最快、效益最好的城市）

（三）

還有些人認為，民企發展太快會降低國有經濟在經濟總盤中的比重，導致國有經濟重要性越來越低。其實，經歷了世紀之交的國企改革，國企和民企各自的經營范圍以及產業待遇基本固定下來，二者在不同賽道上奔跑，民企很難跨賽道滲透到國企經營的領域。國有經濟在發展中有一道堅實的防火墻，其基本盤并沒有被民企侵蝕的可能。從實際來看，2005年至2021年國企營業收入與GDP的比值不僅沒有降，反而增加了近4.2個百分點（從61.5%到65.7%）。如果說一個地方的國企發展地不好，那一定不是民營經濟搶占了國企的地盤，而是國企自身經營不善造成的。

也有人覺得，民企發展太充分，會改變我國經濟的社會主義性質。但是從實際情況來看，民企由于為國企充分承擔了就業和稅收壓力，其充分發展不僅不會讓經濟制度“變色”，反而有助于政府和國企，拿出更多精力進行惠民服務，踐行全民所有制經濟的本質要求。比如，2020年疫情中，廣東省各級國企為房產租戶共減免租費超過50億，同比山西國資系統只減免了7000萬，吉林只減免了2100萬；同時，深圳國資系統還籌集540多億元，幫助309家民營企業解決了資金困難問題。最近兩年，廣州、深圳、珠海、杭州給市民的津貼福利也都逐漸在增加，這些福利的發放普遍都是依賴國企，反倒是那些民營經濟的落后的地區，國企很少為人民提供福利，反而一直需要人民稅收的供養。

從國際實踐經驗外，保護市場經濟制度和個人財產權，已經成為人類在最近一百多年時間內，經歷了種種經濟制度探索后，得來的最普遍共識。那些違背了這個共識和規律，人為刻意改變所有制結構的國家，無一例外地都遭受挫折。最近的例子是21世紀初津巴布韋、委內瑞拉和俄羅斯的國有化，前兩個國家的國有化的結果是顯而易見的，都陷入嚴重通貨膨脹，從區域經濟明珠淪為失敗典型；俄羅斯最近20年來國有經濟的比重也從31%上升到56%，目前國有控股或參股企業已經達到5.9萬家，但是問題也隨之而來，經濟發展越發不穩定性（近20年有6年增長率低于1%或負增長），科技競爭力也越來越低，該國最近兩年在國際較量中的表現就是最直接的反映。

表七：俄羅斯2000年以來國有經濟比重變化

數據來源：哈佛大學Belfer國際事務研究中心https://www.russiamatters.org/analysis/what-states-share-russias-economy

表八：委內瑞拉近年通貨膨脹率，2018年直逼10000%以上，數據來源：國際貨幣基金組織

因此說，擔心民營經濟過于發達，就會損害國有經濟發展，動搖社會主義根基和黨的執政根基，損害國家經濟安全的想法是不符合實際的。民營經濟發展壯大，只會增加政府稅收，提高政府社會治理能力；只會客觀促進做大做強國有經濟，鞏固社會主義的制度根基；只會促進中國國際競爭力的提高，維護國家經濟安全。那些把近年來社會矛盾性問題，以及中國在國際科技競爭中某些被動局面，都歸咎于民營經濟的觀點，是經不起邏輯推敲的。

未來實現經濟高質量發展，維護經濟增長穩定性將是我國經濟發展的最重要課題，為了達到這個目標，我們應當理直氣壯堅持“兩個毫不動搖”，讓民企和國企各自在賽道上跑地更快更遠，這樣才能最大限度發揮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的優勢。中國的民企發展不是過于充分，而是還不夠（尤其是傳統國有經濟發達的北方地區），民企興則國安民順，民企衰則地動山搖，這是一個最樸實的道理。

注釋一：之所以剔除分布在各個地方的央企，是因為其發展政策更受中央政策影響，而不是本地經濟環境影響，地方類國企則更受地方市場環境和地方經濟治理水平的影響。

注釋二：之所以不選擇比2002年更早的時間，是因為在1998年-2000年之間，我國進行了力度頗大的國企改革（“三年改革脫貧”），通過破除、改制、重組等手段淘汰虧損嚴重的國企，改革過程中不同省份私有化程度差異較大，像北京市屬國資減少了60%以上，而江蘇、廣東等省份幾乎沒有減少。到2002年，各地國企改制基本結束，國企數量和資產存量逐步穩定下來，因此有了一個公平的參照系統。

（來源：阜成門六號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