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全球進入工業革命以來,科學研究投入對于國家生產力提升的效果日益彰顯,全球各個國家每年都不遺余力地擴大科研投入。據國家統計局數據顯示,2005年以來,全球發達國家每年研發支出占其GDP的比例穩中有升,科研投入占GDP總量接近3%。我國在黨的十八大以來,始終把科技創新擺在國家全局發展的核心位置,大力發展科創產業在國家創新戰略體系中占據著舉足輕重的地位。截止2020年的統計數據顯示,國內科研投入經費已經占到GDP總量的2.4%,預計十四五期間科研投入比例會繼續穩步提高,未來有望達到發達國家水平。
在以聚焦量子信息、光子與微納電子、網絡通信、人工智能、生物醫藥、現代能源系統等重大創新領域為核心的科創產業投入的同時,國內近些年一系列大院大所以及著名高校的實驗室安全事故也在為科研行業的可持續發展、健康發展敲響警鐘。科研創新的安全,可持續發展乃至科研合規良好傳統的育人和傳承問題已經越來越多地得到了包括行業監管部門、領域專家以及處在科研核心位置的科學家們的高度重視。
為了進一步了解科研安全、科研合規領域所面臨的挑戰以及有效的應對措施,記者對科研安全行業資深專家,上海策安能源科技有限公司(以下簡稱“上海策安”)總經理陳杰先生進行了一次具有建設性的采訪。陳杰曾任職于挪威船級社(DNV)、IBM及法國凱捷咨詢(Capgemini),擔任HSE(職業健康、環保及安全生產)市場及交付部門負責人,是我國較早一批從事HSE管理及數字化轉型咨詢的專業人士。其現任的上海策安是國內科研實驗室風險評估及安全數字化轉型應用領域的知名專精特新企業,是包括清華大學、中山大學、華東理工大學、中國石油、萬華化學等眾多國內著名高校及企事業單位的實驗室安全績效評估及危化品、移動放射源、危廢數字化管理轉型咨詢的產品和服務提供商,相關成功案例也多次被國家應急管理部、生態環境部官媒報道。
陳杰認為當前全球地緣政治的不確定性以及人類在量子科學、材料科學和基因科學等領域的重大突破極大地定義了國家科技發展水平將在未來常態化地成為各國參與全球資源競爭、優勝劣汰的基本游戲規則。雖然我國科研投入持續加大,總研發經費從2005年的2,450億元(貨幣皆為人民幣)增長至2020年的24,426億元,年均復合增速達15%,但我國科研現狀有著明顯頭重腳輕、底盤不穩的特征。這里所說的“底盤”就是科研過程中的“合規性”問題,其中最為突出的就是實驗室安全問題。由于項目關系,陳杰有機會深入接觸到高校、研究院所及企業的實驗室現場,其中絕大部分實驗室在安全文化、行為安全、設備設施完整性、化學品管理等諸多方面與國內優秀的高危行業企業以及全球實驗室安全良好實踐相比,存在至少10年以上的差距,我國大部分實驗室安全管理仍舊停留在“頭痛醫頭、腳痛醫腳”的治標階段。由于行業標準規范的缺位,管理部門的紅頭文件就成了唯一的指揮棒,有著典型的“被動安全管理”的特征。以高校行業為例,幾乎很難看到在學校層面采用“體系化”方法對學校實驗室HSE表現進行系統性績效衡量和持續改善。面對當今眼花繚亂的安全技防選擇,很多企事業單位一味強調技防管理,而忽視基于崗位風險的人員能力建設、制度建設和正向安全文化建設,導致使用技防設備的“人”這一個體或群體出現問題,讓很多技防措施無法發揮應有的作用,進一步阻礙了實驗室安全績效的提升。
當問及這些典型問題產生的原因時,陳杰補充道我們現在行業內歸納實驗室容易出現安全問題甚至發生安全事故的主要原因有三點:
第一點“物因”,從本質上來講,一個科研課題組的實驗室工程環境生命周期一般在12到18個月左右,實驗室內諸如化學品、工業氣瓶等危險源種類繁多、點多面廣、而且科研創新活動本身探索性強、科研內容變更頻繁,這些特點決定了實驗室安全管理的不確定性。對比來看,企業大規模生產通常為固定工藝,不確定性較少,即使有變更,也有固定的變更流程進行受控管理。所以實驗室相較于企業的生產環境,其實風險更大,實際大家聽到的實驗室群死群傷事故案例少的原因主要還是因為實驗室危險源儲量少,即使發生事故大多數情況下后果也并不嚴重,但這并不意味著未來實驗室不會再次發生嚴重事故。
第二點是“人因”,當前在以科學家為主導的科研環境下,既要保障不出安全事故,又要給予充分的科研自由環境,在中國特有的環境下,做到既要“合法”又要“合情”是實驗室安全管理滯后,發展緩慢的主要原因之一。如何平衡好“管”與“放”之間的平衡關系是實驗室安全管理“破局”的關鍵。
第三點是“管因”,我國安全生產管理體制具有“企業負責,行業管理,國家監察,群眾監督”的特點,且較多保有實驗室的單位,例如高校、醫院的行業主管部門還不是安全生產監督、指導的國家隊-應急管理局口,因此各行業實驗室安全實踐做法還不盡相同,導致實驗室領域缺少統一的、有針對性的風險評估和治理標準。”
對于如何有效應對以上問題時,陳杰認為任何行業的發展與完善都要有一個過程,我們相信國內的生產安全和科研安全一定會越來越好,不可能走回頭路。如果要說有什么好的方法的話,針對實驗室安全這種具有復雜特征的系統性問題來講,主要的解決方法還是要采用”多條腿“走路的“系統性”方案,用中國人的話講可以歸納為“道、法、術、器”四個字,通過這四個字我們認為可以打通實驗室安全管理的底層邏輯,讓實驗室安全形成一個正向循環,持續完善的上升螺旋。
首先是“道”:安全管理從始自終都是一把手工程,尤其在一個“權利-距離”非常大的環境下,領導的態度和意識直接決定了企事業單位安全關鍵崗位、配合業務部門以及全員對待安全的主觀態度,實驗室安全管理是一個非常典型的上行下效的場景,只不過這里的“上”除了學校和企事業單位的領導外,最重要的還有那些“科學家”。科研行業是科學家主導的行業,對于企業事業單位的管理者來講,采用企業強制力手段進行管理科學家有可能會發生適得其反的后果,這種特殊的上下級“二元”割裂結構決定了行政領導和安全管理者應盡可能采用“服務”的理念去管理科研安全,不失控,但也不能過控,充分溝通,讓大家看到一個好的安全績效如何提升科研效率,在合規合法的前提下盡可能給予科學家更多的創新科研自由空間,這是科研安全管理破局的關鍵。
其次是“法”,我國科研服務行業起步較晚,相關的安全標準及規范相較于國外發達國家具有普遍缺位和滯后的特點,政府監管部門、行業協會可以借鑒國外成熟的實驗室體系化管理思想和主流方法。我們看到很多發達國家例如美國職業安全與健康管理局(OSHA)就專門出臺了針對小實體團隊化學品風險管理的具體指南、小實體個人防護用品規范。美國消防協會(NFPA)專門出臺關于實驗室化學品儲量及位置分布的建議到則等等,都是可以借鑒的優良做法。可參考的體系性文件包括美國職業安全與健康管理局的OSHA3404-11R、OSHA1910.1450標準、澳大利亞及新西蘭標準協會的AS/NZS2243以及近些年在國內也日臻成熟的風險量化評估技術等,這些范例都可以用來構建我國實驗室風險評估及防控標準體系,形成一把統一的標尺來實現實驗室安全的系統化、標準化管理。
再次是“術”,“術”強調了人作為個體在科研工作中的能動性和重要性,一個好的“術”文化應當包括實驗室不同崗位人員矢志不渝的信念,爛熟于胸的知識以及習以為常的行為,撬動這三個要素的關鍵是基于崗位風險的能力認可培訓規劃與落實。現階段來看,缺少實驗室安全培訓“內容”是當前科研行業內很普遍的問題,行業內大量的培訓會議實質上大家都是在交流經驗,而非真正意義的培訓。很少有系統性的培訓體系架構和內容。針對多專業典型風險的系統性策劃、社群方式的內容共建共享、以及有權威部門參與背書的培訓認可閉環體系可能會是未來實驗室安全能力認可培訓的一個出路。
最后一點是“器”,“器”的建設就是工具建設,其包括了實驗室房屋結構、水電、暖通、末端以及數字化建設。其中數字化工具是當前實驗室安全管理的一個重要手段,也是未來實驗室管理智慧化、高效化的一個重要發展方向。隨著數字中國建設規劃、工業互聯網+安全生產以及危化品應用指導意見的出臺,越來越多的實驗室用戶采用數字化的方式來實現安全管理轉型升級。但在這個過程中,我們發現很多實驗室管理人員非常癡迷于實驗室其中的智能硬件建設,我們承認在實驗室安全管理中智能物聯網是一個非常好的抓手和安全屏障,但在考慮智能硬件的投入時,我們需要明白其底層邏輯,我們認為豐富的風險防控算法以及垂直數據庫等軟件才是風險防控智能硬件的基礎,也是這個行業更有價值的技術門檻。舉個例子來說,我國現在針對高危行業重大危險源評級的算法工具仍然大量依賴挪威、荷蘭等國的進口軟件,長久以來無法做出替代產品,這與我們更青睞“摸得著”的硬件產品輕視底層數據和算法積累不無關系。在實驗室安全管理行業,我們實有必要建立符合我們國家實際情況的實驗室安全專家數據庫軟件,這一點對于未來對標發達國家的實驗室安全管理、智慧化管理有著舉足輕重的意義和價值。其次,我們需要考慮投入和回報,安全也是有經濟效益的,應當遵循ALARP原則(AsLowAsReasonablyPractical),做到既不失控也不過控,通過“正確”的方式將風險降低到可接受的水平,實現經濟、合規、可操作三者的高效平衡。我們這里討論的“器”的正確建設極大地依托于前面“道”、“法”和“術”的支撐,有了資源的支持,有了法規、標準、規范的指南,再結合科學的知識傳承與最佳實踐經驗的分享,才能做好“器”這一層安全載體。
最后陳杰強調,實驗室安全是生產安全的搖籃,也是我們國家工程人才育人的搖籃,通過打通科研安全管理的底層邏輯,創建一個良好、可傳承、可持續發展的科研環境將長期、極大地提升和保障我國高科研效率和科創產出水平,為護航科研、賦能創新提供強大且長久的支撐。(作者:上海策安能源科技有限公司陳杰)
相關稿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