知名瑜伽機構梵音陷入閉店與退費兩難風波。2月27日,北京商報記者走訪已經處于關店狀態的梵音瑜伽國瑞購物中心店、正大中心店及達官營店看到,電腦、瑜伽道具、桌椅擺放整齊,但店門緊鎖且沒有任何工作人員。由于梵音瑜伽皆為直營門店,且普遍采用預付式消費,關店意味著短期內無任何其他門店可承接消費者轉課訴求。有專家指出,直營模式抗風險能力反而比加盟模式更弱,一旦品牌總部資金鏈出現問題,員工、消費者的權益皆得不到合理保障。當企業出現經營困難時,應當在第一時間尋求行業幫扶,盡可能保障消費者權益最大化。同時,第三方監管平臺以及捆綁預付卡的保險機制,應加速落實與實施。
門店全部關停
未提前通知
從全國范圍內超80家直營門店,到創始人致歉宣布將進行內部整頓,梵音瑜伽發展也不過20年。北京商報記者在國瑞購物中心的梵音瑜伽門口看到,該門店貼有公告顯示,梵音瑜伽與北京國瑞興業地產股份有限公司簽署的《租賃合同》于2025年11月到期。這意味著,梵音瑜伽的閉店并非合約到期,而是其自發行為,或與經營異常有關。
針對閉店后會員預付卡的核銷情況,梵音瑜伽國瑞購物中心門店負責人向北京商報記者表示,目前門店正在統計會員剩余課時的情況,統一上報總部等待下一步進展。該門店周邊的商鋪人員透露,梵音瑜伽最近出現了關店,此前營業狀態一直較為穩定。
不僅國瑞購物中心門店,達官營門店也出現了同樣狀況。門店周圍工作人員透露,“梵音瑜伽門店關門已有兩三天的時間,屬于突然關閉”。該工作人員表示,即使是過年期間,梵音瑜伽也一直處于正常營業。
“2月22日還正常上課,2月24日約課程序一直都處于正常狀態。瑜伽老師也并未提前透露關停消息。”梵音瑜伽達官營門店會員張女士表示,正因一切正常的經營狀況,對于本次關停才格外詫異。
透過梵音瑜伽達官營門店的玻璃可以看到,店內器材尚未搬空,仍可見具體的約課排班表。周邊門店的員工表示,自關停后未有梵音瑜伽的人員來此工作。
大眾點評顯示,截至目前,梵音瑜伽在北京共有國貿、大悅城、世茂天階等22家門店,現已顯示全部暫停營業。同時,位于正大中心的梵音輕素餐廳也一并閉店。不僅北京,杭州地區的梵音瑜伽門店也全部顯示暫停營業,上海地區部分門店顯示暫停營業,顯示尚可預約的門店也無法撥通電話。
梵音瑜伽的創始人饒秋玉2月26日在梵音瑜伽的微信公眾號發布的聲明顯示,受融資失敗影響,現階段梵音瑜伽已宣布停業整頓,對于欠款饒秋玉表示,會通過不同方式進行償還。
2月25日,梵音瑜伽一夜之間關停了全北京22家門店,梵音瑜伽的小紅書官方賬號自2月7日就再無更新內容,現階段饒秋玉的個人抖音賬號尚在正常更新。
直營模式也靠不住
抗風險能力弱
直營門店大面積閉店雖然罕見,但潛在風險始終存在。在奢侈品時尚領域專家張培英看來,“直營門店抗風險能力有時候反而比加盟門店更弱”。
“直營門店相比加盟門店更在乎品質管理與客戶服務等方面,所以資金投入更多。”張培英解釋稱,直營模式更像是“把雞蛋放在同一個籃子里”,一旦總部出現資金斷鏈,所有的門店運營都受到干擾。
同時,張培英指出,瑜伽行業為了追求品牌效應,大多會選址在高級寫字樓及購物中心,所以高昂的租金成本成為維系品牌長遠發展的關鍵問題。直播健身、互聯網平臺的低成本線上健身業的興起,對實體健身業也帶來了一定程度的沖擊,“梵音瑜伽門店的關閉也顯得不再奇怪”。
其實不僅僅是梵音瑜伽遇到了瓶頸。在2022年1月,上海經營近十年的Mysoul瑜伽館在同年10月毫無預兆關門后,至今仍舊拖欠會員會費沒有退還。2022年2月,擁有近200家門店的瑜舍瑜伽也在其微信公眾號發布通知,旗下門店全部停止營業,后續的會員預付卡也一直未能賠付。
在激烈的市場競爭下,尋求注資或是梵音瑜伽重生的途徑。張培英指出,現階段梵音瑜伽尚未宣告破產,這說明資金鏈并未完全斷裂,注資是挽救品牌最為切實可行的辦法。
“梵音作為直營模式的瑜伽品牌,在面臨被收購或品牌轉讓時相比加盟品牌會更具有價值。”張培英直言,尋求第三方機構介入,將預付卡余額或課時進行轉讓也不失為梵音瑜伽“妥善售后”的一種方式。不過,因品牌定位、輻射客群的不同,轉讓預付消費仍有較大難度。
梵音瑜伽官網顯示,梵音瑜伽成立于2002年,原名為北京瑜伽,后更名為FineYoga梵音瑜伽,現階段梵音瑜伽在北京、上海、杭州等地擁有超80家直營門店。
需與保險公司捆綁
金額與時長要設限
預防卡消費已經成為消費者權益受損的重災區,而這種現象至今未能緩解。根據中國消費者協會發布的數據,2022年全國消協組織共受理消費者投訴115.19萬余件,售后服務問題占比最大,占所有投訴的33.73%。
在梵音瑜伽門店關閉后,預付卡的權益能否得到保障成為當下消費者的關注重點。上述達官營門店會員張女士就表示,2022年底自己在梵音瑜伽續費了4萬元,至今尚未有任何賠付說法。張女士透露,就自己所在的梵音達官營2群而言,就有近200位消費者遇到了同她相類似的情況。
北京國際商貿中心研究基地首席專家賴陽認為,應在政府、行業的支持下建立預付卡保險制度。使用預付卡的企業,在發行預付卡之前先購買預付卡保險,由保險公司對其進行評估后收取程度不同的保險金,當企業運行出現危機時,消費者理賠部分由保險公司承擔。
針對風險重重的預付卡機制,各項條例和措施都在相繼出臺,以在源頭進行監管和風險防控。北京市商務局與北京市市場監督管理局共同制定了《北京市零售、餐飲、居民服務業單用途預付卡服務合同(示范文本)》。該示范文本中相關條例要求設置“7天冷靜期”,賦予了消費者在未實際使用預付卡消費的情況下,7日內單方解除合同的權利。除此之外,還要求相關方設置預付卡預收資金專用存管賬戶作為履約保障措施。
除此之外,預付卡也要在金額大小、使用時長等多維度進行規范。正如2021年5月,北京市教育委員會聯合北京市地方金融監督管理局、北京銀保監局等部門聯合印發《北京市學科類校外培訓機構預收費管理辦法(試行)》通知。其中,明確規定按培訓周期收費的機構不得一次性收取或變相收取時間跨度超過3個月的費用;按課時收費的機構,每科不得一次性收取或變相收取超過60課時的費用。按周期和按課時同時進行收費的機構,只能選擇收費時段較短的方式,不得變相超過3個月。
若是商業領域能夠像教培行業一樣對于預付卡的使用范圍及費用進行限制,將在源頭降低消費者損失。張培英表示,對培訓收費實行指定銀行、專用賬戶、專款管理的基礎上,對培訓收費提出具體課時、使用時間及充值金額的限制,也能在一定程度上減少預付卡維權難的事件發生。(記者 劉卓瀾 王思琦)
相關稿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