加快建設質量強國,是以習近平同志為核心的黨中央對黨和國家事業發展作出的重大戰略決策,是在激烈的國際競爭中把握先機、贏得主動的關鍵,是推動高質量發展和全面建設社會主義現代化國家的必由之路。黨的十八大以來,我國的質量強國建設事業取得了歷史性成就,但與發達國家相比,我國質量工作起步較晚,整體還面臨諸多問題和挑戰,我國的質量強國建設之路依舊任重道遠。
一、問題與障礙
第一,要素供給質量不高。一是勞動供給質量低。面對新科技革命和產業變革,以農民工為主體的傳統勞動力供應還難以適應新時代產業工人的素質要求,高等及職業教育課程設計、專業門類與企業需求匹配度較低,供給與需求出現錯配。二是裝備、技術供給質量低。技術裝備的自動化程度還難以與智能制造發展態勢形成匹配,急需向數字化、網絡化、智能化方向升級。全球產業鏈的關鍵制高點掌控不足,關鍵共性技術缺失,數字經濟雖然不斷催生新模式新業態,但是底層技術和基礎創新能力嚴重不足。三是品牌供給質量低。多數企業品牌形象不夠突出,缺乏高品質和個性化的產品,缺乏世界知名品牌;具有國際競爭力的企業數量不夠多,在規模、效益、質量等方面距離世界一流企業還具有一定的差距。
第二,質量基礎設施建設待完善。目前,我國質量基礎設施仍然比較薄弱,質量標準體系結構不夠合理。一是質量基礎設施硬件和技術能力不足,成為部分民營企業質量提升的瓶頸,導致質量效益不高,長期處于產業鏈價值鏈中低端,甚至還存在質量隱患。二是我國質量檢驗檢測服務支撐力不夠,質量信息化發展程度較低,認證認可有效性不足,不少核心技術存在空白,與國際先進水平差距較大,特別在國際標準制定與認證認可領域,難以掌握標準的話語權,仍然處于相對被動的狀況。三是質量基礎設施的體制機制有待健全,相關法律法規不完善,市場作用還未充分發揮,難以適應質量發展需要。尤其在以政府主導型的標準化管理體制下,各級政府與行業、企業質量技術體系協調機制不夠健全。
第三,質量治理體系建設滯后。一是質量立法滯后于經濟發展,尤其對新興數字、平臺經濟和傳統經濟缺乏統一協調性。執法手段單一化、簡單化,懲罰性制度震懾力度不足,難以對弱勢消費者群體進行傾斜性保護。二是質量文化建設落后于產業發展,質量意識不夠深入人心,缺乏從理念、目標、制度到具體領域工作細節的全方位宣傳和引導。三是質量管理的數據化面臨挑戰,包括數據完整性的挑戰、數據質量的挑戰、數據隱私的挑戰。四是質量監管體系有待健全。當前市場監管以行政監管為主,其他社會主體參與度不足,質量安全風險管理不到位,事后監管模式盛行。此外,監管部門間信息壁壘、職責邊界不清等問題仍然存在,造成監管資源分散,甚至出現監管缺位、相互推諉等現象。
第四,結構障礙與成本壓力并存。一是我國工業化、城鎮化具有典型的后發性和壓縮式特征,導致我國經濟二元結構長期存在。在這一現實國情和發展路徑下,粗放式發展理念疊加傳統農業社會的人口結構及文化傳統,我國工業品和服務業市場的多元化程度高,需求差異大,質量訴求分化加劇。二是隨著經濟增速放緩,要素成本攀升,加之外部環境嚴峻,企業經濟環境不穩,提升技術工藝水平的投入壓力增大。三是數字化、綠色化轉型提速,但對于微觀主體而言,這兩條轉型方向及其技術路線同樣面臨“難”和“貴”并存的問題,在戰略時機選擇和決策效率等方面,不少企業需要重新調整和部署。四是長期以來,我國工程師培養中質量導向不夠突出,各類質量管理人才培養滯后。
二、中國“專精特新”與德國“隱形冠軍”的比較
下面我們通過中國“專精特新”與德國“隱形冠軍”的比較,來看看我國質量強國建設與質量管理究竟面臨著哪些具體方面的問題。
(一)總體情況
我國的“專精特新”中小企業是指具有專業化、精細化、特色化、新穎化的發展特征的中小企業。德國的“隱形冠軍”則是指優質企業,是金字塔的頂端。這一概念由德國著名管理學家赫爾曼·西蒙提出,即專注于某一行業領域做精做強,建立獨具特色的品牌,做細分市場的領導者,最終成長為具有國際化視野的優質企業。按照西蒙的評定標準,截至2019年,全球“隱形冠軍”企業共計2734家,德國以1307家位居榜首,占總數的47.8%;美國、日本分別有366家、220家;中國有92家,位居第四位。
(二)提升創新能力方面
德國政府是通過設立創新基金與創新計劃、推動產學研合作等政策助力中小企業創新的,其中就包括通過創新基金和創新計劃解決中小企業自有研發資金不足的問題。
(三)質量品牌建設方面
德國通過推行嚴格的質量標準管理制度塑造“德國制造”品牌形象,助力中小企業質量提升。1917年,德國設立標準化協會,開創了第三方產品認證制度,對合格的產品頒發質量認證證書。德國至今大約已有30萬個行業協會和聯合會組織對制造業進行指導、監督,每年發布上千個行業標準,約90%的標準可以被歐洲及世界各國采用。
我國對中小企業質量品牌的引導和培育較為薄弱,目前在《“十四五”促進中小企業發展規劃》中首次將“中小企業質量品牌提升工程”列為重點工程,開始更加重視中小企業品牌質量提升。在過往的質量品牌政策中,政策對象更多是面向所有行業、搞“一刀切”,針對性和適用性都很弱。此外,我國行業協會和聯合會的作用有限,無法及時制定行業或團體標準以規范中小企業產品質量,對企業品牌建設的指導不夠充分。
(四)產業生態打造方面
德國強調產業集群對中小企業創新的促進作用。德國政府并不直接挑選產業集群資助對象,而是通過競爭的方式使具有成長性的或已嶄露頭角的集群脫穎而出。這些集群以具體項目為導向,設定明確的階段性目標和最終目標,各個參與者依據自身優勢在產業鏈條上發揮作用。這使得公司可以與供應商、消費者、大學、研究中心、職業學校,甚至是競爭對手一起工作,共同推進品牌質量建設。
我國目前產業集群效應不明顯,部分集群規模偏小,對整個產業的帶動作用不夠。產業集群內外部協作不順暢,部分產業集群鏈條較短,只形成了形式上的空間集聚,相互間深度的協作配套合作有限,影響了龍頭企業與“專精特新”中小企業建立起長期的利益合作機制。
(五)融資擔保支持方面
德國通過建立政策性銀行、提供貸款擔保、創新金融服務機制等政策,完善“隱形冠軍”金融支持體系。
當前,我國還要繼續完善面向中小企業的融資服務體系。其中,在間接融資方面,“專精特新”中小企業往往難以提供大額貸款所需要的擔保物或抵押物,難以獲得銀行中長期信貸支持。
(六)人才培養方面
德國建立了完備的高等教育體系和職業教育體系,完善了兩個體系之間的銜接。其獨特的“雙元制”職業教育體系提升了德國技術工人的素質水平,即將課堂教學和企業實踐密切結合,以企業需求為直接導向。85%參加“雙元制”學習的學生在畢業后會進入中小企業,為“隱形冠軍”獲取技術人才提供了重要保障。
盡管我國人社部聯合其他部門已出臺《關于全面推行中國特色企業新型學徒制 加強技能人才培養的指導意見》,但其中一些方面仍處于起步階段,還有待完善提升。
(根據中國社會科學院工業經濟研究所新興產業研究室主任,中國社會科學院大學研究生院教授楊丹輝《我國建設質量強國的舉措進展與問題建議》摘編整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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