發揚鐵路領跑企業的歷史主動精神 加快在創新驅動發展戰略中實現教育科技人才的超前部署

　　黨的二十大報告指出“強化企業科技創新主體地位，發揮科技型骨干企業引領支撐作用”。處于領跑階段的鐵路行業，創新驅動發展的需求更為急需、鞏固領跑地位的任務更加艱巨、加快科技引領的部署更顯迫切。先發制人，后發制于人。領跑企業在企業主導的創新驅動發展戰略和產學研深度融合中，發揮戰略主動、實施超前部署，是我國實現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強的必要實踐，也是我國進入創新型國家前列的標志工程，更是構建新發展格局的先行之路。作為率先進入領跑階段的鐵路行業，在改革開放后波瀾壯闊的政府組織攻關、企業引領創新、創新驅動發展這一里程碑式的產學研結合中，堅持發展是第一要務，成為我國現代化建設高質量發展的行業模范。當前，世界百年未有之大變局加速演進，新一輪科技革命和產業變革深入發展。鐵路行業作為領跑企業的先行者，需要發揮戰略主動精神和任務帶動經驗，以更加鞏固的市場地位、更為有力的組織方式和更具效能的機制流程，搶抓機遇、超前部署，推動教育、科技、人才在領跑階段的創新驅動部署，全面占領鐵路行業科技創新制高點，組成我國鐵路科技自立自強的戰略科技力量，成為我國創新企業主體隊伍的重要方面軍。

　　一、鐵路行業在三次工業革命中集聚發展教育、科技、人才的歷史經驗

　　洋務運動采西法、制洋器、求實學，意圖通過工業革命謀求自立自強。“始則師而法之，繼則比而齊之，終則駕而上之。”（清·馮桂芬《校邠廬抗議》），是陷于困局后的奮發之道。從跟跑階段的師法西洋，到并跑階段的中西并進，再到領跑階段的自我超越，一直是西風東漸以來無數志士仁人實業救國、振興中華的偉大夢想。近代以來，經科技革命武裝起來的歐洲列強以泰山壓頂之勢洶涌東侵，給中國人民帶來了深重災難，也使睜開眼睛看世界的警覺士人發現六經之外還有高深學問。滿懷“開天辟地以來未有之奇憤”的洋務名臣奏請朝廷“擬選聰穎幼童，送赴泰西各國書院，使西人擅長之技中國皆能諳悉，然后可以漸圖自強。”由此發動師而法之階段的成建制留學浪潮。

　　工業化初期，交通為實業之母，鐵道又為交通之母。孫中山的著名論斷奠定了我國鐵路強國戰略的實業地位。首批赴美幼童中的詹天佑于1878年考入耶魯大學土木工程系主修鐵路工程，學成回國后于清末主持路政，帶領一批包括西南交通大學（時名山海關鐵路官學堂）首屆（1900年）畢業生在內的國內培養之青年英才，修建中國自主設計并建造的第一條鐵路—京張鐵路，是我國追趕第一次科技革命和產業變革的重大成果。1916年畢業于西南交通大學（時稱交通部唐山工業專門學校）的茅以升更是成功組織了我國第一座現代化鐵路公路兩用橋梁——錢塘江大橋，而被譽為“現代橋梁之父”。“西人擅長之技”通過“師而法之”終為我所掌握。

　　新中國成立初期，我國鐵路在百廢待興中迎來了發展的春天。蒸汽機車、內燃機車和電力機車齊頭并進，科技驅動發展成為可能。西南交通大學（時名“中國交通大學唐山工學院”，隸屬中國人民革命軍事委員會鐵道部，1952年院系調整后定名“唐山鐵道學院”，隸屬中央人民政府鐵道部）承擔的蒸汽機車技術改造對改進我國當時牽引動力性能起到了巨大的推動作用。該校曹建猷教授1950年回國后即開始組織電力機車和電力牽引研究，認為我國電氣化鐵路應采用25萬千伏單相工頻交流制，提出并指導實施了我國第一條電氣化鐵道---寶成鐵路的機車型式、供電制式和運輸方式，使得電氣化鐵路一開始就在世界先進技術水平之列。這是我國追趕第二次工業革命和產業變革的重大突破，達到“比而其之”的國際先進水平。

　　改革開放以后，“低裝備率、高使用率和高強度運輸”使鐵路運輸網面對急劇增長的客貨要求苦無良策，工廠“以運定產”，旅客“站無虛位”，鐵路運輸短板嚴重制約經濟社會的高速發展，西南交通大學著名機車車輛專家孫竹生教授和鐵道部科學研究院孫寶融等老專家鑒于提出“客運高速、貨運重載”前沿是行業發展之戰略急需。孫竹生教授主持編寫了“鐵路運輸發展戰略對策”，提出滿足重載列車運輸所需前置解決的關鍵技術難題，在鐵道部的大力支持下，“大力提高列車重量”被明確列入鐵路技術政策，而“六五”“七五”的國家重大攻關和國家重大裝備項目也納入了“重載列車成套技術”，1990年大秦鐵路成功進行我國第一次萬噸單元重載列車試驗。貨運重載和后續組織的客運高速一起成為我國追趕第三次工業革命和產業變革的兩大決勝戰役，并由此形成產學研緊密集合的系統性優勢，成為我國在必爭領域能夠“駕而上之”的領跑明星。

　　二、企業創新主體地位的歷史經驗

　　詳其始末，考鏡源流，回顧我國鐵路行業在歷史脈絡中的崢嶸歲月和自強之路，通過“師而法之，比而齊之，駕而上之”的跟跑、并跑和領跑三階段發展，實現了鐵路企業在新時代的領跑地位。充分說明了優先發展教育是先行儲備人才的必經階段、加快科技創新是身懷己之利器的必由之路、政府強勢推動是成功開物成務的必然通例。我國鐵路行業的領跑企業得益于工業部委的舉國體制對于統籌產學研、推進創新鏈、配套產業鏈所要需要的系統性、集中型、任務化的強大組織能力。對比我國鐵路行業、能源行業、汽車行業、電信行業和國防科工行業近40年的創新得失與產業進退，從正反兩個方面說明了堅定發展意志和強大組織能力是持續創新的根本保證，也是領跑企業得以成長和發展的戰略基礎。面對部委舉國體制的變遷，領跑企業需要另辟蹊徑，通過超前部署，進一步在競爭激烈的必爭領域積蓄領跑動能、鞏固領跑地位、擴大領跑優勢，為擴大我國領跑企業的第一方陣隊伍并探索新型舉國體制提供足資參考的先進經驗。

　　企業創新主體地位在美國是以工業研發實驗室的建立為標志的。企業內部的工業實驗室在資金投入、設備先進性、人員競爭力、組織化程度、行業影響力和可持續發展等多個維度全面領先同行，而研究型大學和專門研究機構成為工業實驗室的重要補充。研究表明，美國技術創新主體的企業化內移具有革命性的意義，成為創新驅動發展的制度性優勢。愛迪生1870年建立了美國第一個工業實驗室，大量電機電器電子的發明創造成為推動美國第二次工業革命的重要力量。工業實驗室在企業內部的制度化建設，標志著企業經濟增長的外部因素轉變為內生動力。企業牢牢掌握著產學研的創新鏈主導權、主動權和領導權，死死掌控著技術守門人、制造守門人和市場守門人，將產業鏈和創新鏈有組織地集合起來，當然這也反映了美國壟斷集團的雄厚實力和大型企業的競爭壓力。企業主導地位和軍民兩用戰略保證了美國企業在電子、航空、生物、通訊、計算機等高新技術領域的鏈式創新動能和集聚發展勢能。

　　以工業園區的形式在空間上集聚發展產業是企業創新主體地位實現與鞏固的重要途徑，美國新英格蘭地區、五大湖地區和加州西海岸硅谷是美國在不同發展階段產業集聚發展的集中體現。我國臺灣新竹科學工業園是為仿效美國硅谷發展模式創建，其巨大成功不僅成為我國臺灣地區經濟發展的主要引擎，而且其規劃前沿、產業先進、創新驅動和管理出色的機制成為可復制的經驗。不可否認的是，由交通大學遷臺校友推動的新竹交通大學（現已更名為陽明交通大學）1958年建立電子研究所，快速發展完成了人才儲備，為1987年在園區成立的臺積電公司等一批電腦、芯片、通訊、光電、精密機械、生物技術領域創新性、驅動型、國際化公司在產學研的空間集聚發展奠定了重要基礎。

　　政策保障是政府推動企業創新主體地位的主要機制。政府在專利制度、財稅政策、創新環境、軍民融合和公私合作方面的機制安排，是新型舉國體制下創新驅動發展和產業集聚發展的根本保證。政府在教育儲備人才、實行任務帶動和產品市場促進的角色可以再現工業部委曾經擁有的強大組織能力和堅定發展意志。

　　三、發揮戰略主動性，推進教育科技人才在高質量發展中的超前部署

　　企業創新地位的實現是政府政策推動、企業戰略主動、產學研積極聯動的結果。“優化配置創新資源，優化國家科研機構、高水平研究型大學、科技領軍企業定位和布局”，這是黨的二十大對驅動發展戰略的最新部署。加強企業主導的產學研深度融合，是推動企業創新主體地位制度化的實踐要求。進一步明確企業創新主體地位，對企業家提出了更為崇高的歷史使命。企業家對企業創新主體地位的高度重視是創新發展的起點，“利于國者愛之，害于國者惡之”。

　　完整、準確、全面貫徹新發展理念，企業家要做創新發展的探索者、組織者、引領者，勇于推動生產組織創新、技術創新、市場創新。創新驅動發展是避開中等發達國家陷阱并成功突進現代化的有效戰略。領跑企業需要超前部署遠見、創新管理機制、技術主導能力和系統成套實力。作為后發國家，要勇于向海外同行學習實現企業創新主體地位的方法。他山之石，可以攻玉。“法茍不善，雖古先吾斥之；法茍善，雖蠻貊吾師之。”先發地區積累的人才儲備、空間集聚和研發內化等先進經驗仍有價值。

　　貨暢其流是全球化時代的經濟基礎。若無鐵路，工商皆廢。高鐵時代，鐵道的先導性決定性作用雖不如工業化初期那樣重要，但仍是形塑區域經濟布局和國土空間體系的有效手段，參與構建現代化基礎設施體系、建設高效順暢的流通體系、加快西部陸海新通道建設、推進城鄉融合和區域協調發展以及推動“一帶一路”高質量發展。馳騁祖國大地、享譽赤道南北的高速列車是工業強國和交通強國的金色名片，是制造業高端化、智能化、綠色化發展的集中體現。鐵路領跑企業的創新驅動發展，是交通強國的主戰場、國家重大需求和戰略必爭領域。

　　黨的二十大報告指出，我國到二〇三五年要“實現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強，進入創新型國家前列；建成現代化經濟體系，形成新發展格局，基本實現新型工業化、信息化、城鎮化、農業現代化。”這一宏偉目標需要領跑企業發揮歷史主動精神，強化企業創新主體地位，堅持創新驅動發展戰略，在教育、科技、人才實現超前部署，為更多企業進入領跑方陣、鞏固領跑地位、擴到領跑優勢做出新的貢獻。

　　（作者系西南交通大學土木工程學院/戰略與學科處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