習近平：全球經濟治理體系要想公平有效，必須跟上時代

當前，世界百年變局和世紀疫情相互交織，全球治理體系深刻重塑，國際格局加速演變。全球經濟治理臨前所未有的挑戰，保護主義、單邊主義抬頭，公平和效率、增長和分配、技術和就業等矛盾更加突出，貧富差距仍普遍存在。習近平總書記指出：“全球經濟治理體系要想公平有效，必須跟上時代。我們應該秉持共商共建共享理念，推動全球經濟治理體系變革。”

全球經濟治理體系的歷史沿革

“全球經濟治理”從布雷頓森林體系之后開始興起，最初強調“全球經濟合作”和建立戰后國際經濟秩序。二戰后的國際經濟秩序經歷了漸進演化的過程，大致分為三個階段：

第一，二戰后國際經濟秩序的形成期。這個階段的主要任務是努力建立布雷頓森林體系，推進多邊貿易的自由化。1944年的布雷頓森林體系確立了以美元為中心的國際貨幣制度體系，使美國取代英國成為主張全球化和貿易自由的旗手，并由此產生了世界經濟的三大支柱——國際貨幣基金組織（IMF）、關稅及貿易總協定（GATT，1995年被WTO取代）、世界銀行（WB）。三大國際組織負責統管全球金融、貿易、發展領域的問題。

第二，發達國家主導的全球經濟治理建設期。這一階段開始的標志性事件是發達國家成立七國集團（G7），且該階段的全球經濟治理內容主要是常規性財政、貨幣、匯率政策協調。由于主要的全球經濟治理機制的決策程序都是美國等西方發達國家主導建立的，主要目的是維護主要發達經濟體的利益訴求，新興市場國家與發展中國家仍是全球經濟治理規則的接受者和追隨者。因此，這一階段國際經濟秩序的主要特征為發達國家主導全球經濟治理體系，發展中國家在國際經濟秩序中的發言權和代表性處于劣勢，全球經濟治理體系缺乏系統性和全球代表性。

第三，新興市場國家參與的全球經濟治理改革期。2008年，美國次貸危機導致全球性金融危機，暴露了以發達國家為主導的全球治理規則存在不合理之處。全球經濟治理如果沒有新興國家參與，很難實現全球范圍內的政策協調和全球經濟秩序的穩定，新興經濟體和發展中國家在全球治理中的實質性作用不能再被忽視。為應對國際金融危機、維護世界經濟穩定，2008年11月，首屆G20領導人峰會在美國首都華盛頓召開，會議通過多項改革行動著手應對金融危機，實現了全球范圍內對金融進行監管和宏觀經濟的協調調控。金融危機促使各國反思舊的國際經濟秩序，并意識到加強全球經濟治理的必要性和緊迫性。

全球經濟治理體系的主要模式

兩極格局下的全球經濟治理模式。二戰后的國際經濟秩序呈現以美國為首的西方資本主義和以蘇聯為首的社會主義分庭抗禮的格局。冷戰導致了二戰后全球治理出現斷層，使后冷戰時代的全球治理困難加劇。在全球層面上，美蘇冷戰所導致的兩極格局在政治、經濟以及軍事等方面的對峙，加大了世界的分裂，使得全球化發展不平衡、經濟全球化滯后于政治全球化、全球治理機制呈現碎片化特征。

美國單極化的主導模式。20世紀70年代以后，由于國家壟斷資本主義的調節能力削弱，在1973年石油危機的沖擊下，美國經濟進入“滯漲”階段，布雷頓森林體系崩潰。1978年，新的國際貨幣體系——牙買加體系形成，該體系的主要特征是黃金非貨幣化、儲備貨幣多樣化、匯率制度多樣化。進入20世紀90年代，信息技術革命推動美國經濟再次迅速增長，美國重新鞏固了在世界經濟中的主導地位。之后，隨著冷戰的結束，國家間關系重新調整、國際組織和非政府組織之間權力進行再分配。這一階段，全球經濟治理模式呈現美國單極化的主導模式。

美歐日三強競爭模式。隨著諸如日本、歐盟、新興經濟體的出現，美國在全球經濟治理中的主導地位受到挑戰。20世紀80年代，日本發展勢頭強勁對美國產生挑戰，歐盟通過《馬斯特里赫特條約》對美國構成挑戰，同時在2004年前后，以中國、印度、東盟為代表的亞洲新興經濟體的崛起更是增強了對美國的沖擊。這一階段，美國的主導地位被削弱，隨著美國、西歐和日本三方經濟力量對比的變化和調整，逐漸形成美、歐、日三強競爭的局面，資本主義世界進入新的多極化體系。

新興市場國家壯大下的G20多邊制衡轉變。2008年全球金融危機使得各國意識到經濟全球化背景下的國際金融系統風險，促成了G20作為全球經濟治理平臺發揮有效的政策協調機制。G20峰會相比七國集團（G7）峰會等機制，最突出的優點就是將重要新興及發展中經濟體納入其中，提升了發展中國家在全球經濟治理體系中的話語權。G20明確提出促進全球經濟實現強勁、平衡、可持續增長，平衡已經成為重要的目標，包容性發展等相關建議被納入G20公報，通過G20峰會推動全球經濟治理體系更具代表性的改革，已經成為促進世界發展均衡性的根本目標。

全球經濟治理的挑戰

當前不公正不合理的國際經濟舊秩序并未得到根本有效的解決，舊的國際經濟治理結構亟待調整。新興經濟體經濟實力上升導致了原有國際經濟治理結構的“不平衡”，有必要對以戰后國際經濟治理機制為主導的治理結構進行調整，提升新興國家制度性的話語權，包括貿易規則、金融秩序、能源安全、氣候問題等。新興國家制度性話語權的提升對于構建強勁有力、合理高效的全球經濟治理體系具有重要意義。

經濟全球化的矛盾和負面效應凸顯，全球經濟治理面臨新的風險和挑戰。隨著經濟全球化的深入發展，國際競爭和世界經濟的不平衡和不平等也日益加劇，世界經濟面臨新的風險和挑戰。首先，世界經濟發展鴻溝擴大、社會不平等與不公正問題突出、技術發展帶來了社會異化和人的異化、政府權力日益弱化等負面效應。其次，各國內部產業結構失衡，對國際經濟的依附程度加深，導致國內失去就業崗位的社會群體出現反對全球化的聲音。此外，貿易保護主義出現反彈，對現有的國際社會秩序造成顯著沖擊，增加了全球供應鏈運行的成本、降低了全球經濟效益。

全球治理體系歷史發展和主要模式變化的三個規律

一是經濟力量格局的變化是決定全球經濟治理模式變遷的重要因素。隨著發展中國家力量的不斷崛起和分散化，全球治理體系的改革必須要充分考慮新的經濟力量崛起帶來的沖擊和影響，需要朝著更為開放的框架進行調整。

二是金融治理和沖突治理在全球經濟治理體系中的分量愈加重要。特別是隨著近年來局部金融波動加劇和2020年以來的新冠肺炎疫情，加劇了全球經濟震蕩。

三是全球經濟治理無法回避區域化合作經濟治理上升的勢頭。如何協調好區域化經濟治理和全球經濟治理之間的關系將成為全球經濟治理體系改革的關鍵所在。在單邊主義和保護主義盛行背景下，區域化經濟治理是更為高效的選擇，但同時也可能加劇全球經濟治理體系改革的難度。

“前事不忘，后事之師?！比蛑卫眢w系只有適應國際經濟格局新要求，才能為全球經濟提供有力保障。習近平總書記指出：“我們要堅持開放包容，拆除一切阻礙生產力發展的藩籬，引導推動全球化健康發展，讓資金和技術自由流動，讓創新和智慧充分涌現，匯聚世界經濟增長合力。要維護以世界貿易組織為核心的多邊貿易體制，消除貿易、投資、技術壁壘，推動構建開放型世界經濟。要堅持共商共建共享，加強全球經濟治理，增加新興市場國家和發展中國家代表性和發言權，確保各國權利平等、規則平等、機會平等?！?/p>

（根據對外經濟貿易大學國際經濟貿易學院教授薛熠《積極參與全球經濟治理 貢獻中國智慧——學習黨的十九屆五中全會精神》講稿摘編整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