企業改革破冰者黃文麟

　　黃文麟如果重回故地，會看到什么景象？
　　在福州東二環岳峰高架橋路口的西北角，一個新小區數棟高樓拔地而起，正進入新房交付前的最后裝修安裝階段。
　　原福州市第二化工廠留守工作人員幫助我們查閱了保存的圖紙，指著面前一棟顯眼的黃色配套商業裙樓說，“這棟樓的位置就是原二化廠招待所的原址”。
　　40年前，正是從這里發出了一封由福建55位廠長經理聯名上書政府“松綁”放權的呼吁信，石破天驚，向計劃經濟的企業管理制度打響了第一槍，拉開了波瀾壯闊的中國企業改革序幕。
　　黃文麟是這封呼吁信的發起者、主筆者、傳遞者，是企業改革的主要推手，曾經擔任過福建省經委副主任、南平地委書記、福建省委常委、省委秘書長、福建省人大副主任、福建省企業與企業家聯合會會長、中國企業聯合會執行副會長。在中國改革開放的40多年里，他的名字與中國企業改革的命運緊緊相連，是注定被歷史記載的標志性人物。
　　2024年2月27日上午，黃文麟在福州家中的書房里接受了中國企業報和福建電視臺聯合采訪。黃文麟精神矍鑠，穿著一件中式的深藍色外衣，一頭雪白并不稀疏的頭發，戴著一副金邊眼鏡，透著文質彬彬儒雅的氣質。他雖然身形瘦小，但腰桿挺直，講話聲音不高卻有力度，有氣場，條理清楚，思維敏捷，邏輯性強，很多歷史的細節，他回憶起來清晰如昨，完全不像一位91歲高齡的老者。若是偶爾有一點沒有及時想起，他抱歉的笑著向我們打招呼“對不起”，顯出真正的大家，透著滿滿的謙遜。他在回答提問展開講述時，手勢動作豐富，隨著講話內容或舉起，或放下，或揮動，或扳著手指列舉一二三，但表情始終平靜從容，顯得堅定剛毅又看似平凡普通，這神情也是黃文麟長期以來對自己的期許——心系企業改革之命運，卻把個人榮辱安危置之度外。
　　歷史的先聲：企業改革破冰

　　當歷史剛剛翻開新的篇章，先知先覺的勇敢者已經感受到新的時代氣息。
　　1984年1月24日至2月17日，鄧小平同志第一次南巡，先后視察了廣東深圳、珠海和福建廈門三個經濟特區。南巡中的一系列講話，為彷徨中的中國指出了由計劃經濟向社會主義市場經濟轉型的發展方向。自此，中國社會結構和經濟形態開始了系統而深刻的蛻變，揭開改革的新篇章。值得一提的是，鄧小平同志在廣東攀登羅三妹山，下山時陪同人員建議他原路返回，可他偏要去另一條陡峭的山路，給出的理由是，“我不走回頭路”。鄧小平這次南巡對改革的支持態度和不走回頭路的堅決，鼓舞了一批敢干敢闖、有改革意識的地方官員和當時叫廠長、經理的企業家們，解放思想，打破舊體制的觀念枷鎖。
　　南巡一個月后，“春天的故事”發生在福州二化廠招待所內。某種意義上講，福州二化廠招待所是中國真正意義上現代企業管理體制改革的發祥地。
　　1984年3月22日至24日，福建省廠長經理研究會成立大會在福州二化廠招待所召開。在順利完成成立大會議程后，會議開始討論怎樣搞活企業，完成省委確定的“兩位數三同步”增長（工業產值、利潤、稅收同步增長10%以上）的目標任務，并分別由中外合資企業福日電視機公司董事長游廷巖介紹先進經驗和國企福州鉛筆廠廠長龔雄介紹改革試點成果。不料與會廠長經理感到完成省委下達的“兩位數三同步”增長任務壓力很大，對兩位先進典型的發言也強烈不服氣。“有你們那樣的自主經營權，我也可以搞好企業，甚至搞得更好。”參會企業代表集體抱怨的是國營企業、集體企業沒有合資企業、試點企業的經營自主權，仍然處于高度集中的計劃經濟嚴重束縛中。生產計劃統一下單、原材料統一調撥、產品統一購銷、工資統一定額、人事統一任免的“五個統一”，猶如五花大綁，捆住了廠長經理們的手腳，企業經營管理無法施展開來。研討會變成一浪高過一浪的訴苦會，無權之苦的抱怨聲愈來愈大，代表們情緒愈來愈激動。有代表稱，“工廠連修個廁所也要層層報批”；還有代表說，“工廠上個新項目，要求爺爺告奶奶蓋百來個公章”。
　　黃文麟端坐在主席臺的中間位置，靜靜地聽著廠長經理們要求放權的吶喊聲，看著他們一張張抱怨被束縛住手腳的憤怒表情。內心很受震驚，早已波瀾起伏，企業經營者被“捆綁”的嚴重程度超出他之前所掌握的情況，他意識到落后過時的生產關系已經嚴重阻礙了生產力的發展。黃文麟當時的身份是福建省經委副主任，分管企業管理的負責人。作為一名堅定的改革者，他的改革信念、身上流淌的熱血和莆田人與生俱來的冒險精神鼓舞了他。
　　時間在一分一秒的過去，臺上的黃文麟在五十而知天命的年紀，經過深思熟慮，他決定“豁出去了”，做出了此生事業上最重要的一次選擇。以一個改革家的敏銳、豐富的經驗和勇于擔當的精神，抓住企業家們集體訴苦的契機，順應時代潮流，改革不相適應的舊體制，提議“以出席會議的55位廠長經理集體名義，直接上書向省委書記項南、省長胡平呼吁‘要權’。”他的這一招得到了代表們一致叫好。
　　40年后，黃文麟在他的書房里面向我們解釋起為什么提議向省委書記、省長寫呼吁信的原因？“我雖然在省經委工作，但束縛住企業經營管理權利的有眾多政府部門‘婆婆’，要松開綁在企業家手上身上的繩索，也就是要讓這些‘婆婆’們權利下放給企業，這是體制問題，不是哪一個部門能解決的。如果用常規的辦法，一般的渠道，搞個會議簡報，或者寫個報告層層上報，根本無濟于事。”
　　黃文麟主筆起草了呼吁信，集中會議代表討論意見，要求下放五條權利，大意是：一、下放干部任免權，除副廠長由廠長提名報批外，其他干部均由企業自行任免；二、打破干部“終身制”和“鐵交椅”，實行職務浮動，能上能下；三、自行支配使用提取獎勵基金，實行多種形式的內部工資制度和獎懲辦法；四、在完成國家計劃指標情況下，允許企業自產自銷；五、實行廠長、經理負責制。
　　呼吁信完稿后，黃文麟起了個鮮明的標題《請給我們“松綁”》。“我想，既然是沖著‘捆綁’體制去的，那就用‘松綁’，既有針對性，也比較形象。”
　　“‘松綁’這個詞，我是怎么想出來的呢？”黃文麟還首次向我們披露標題中使用“松綁”兩個字的由來。他說過去看古代戲，舞臺上雙方打仗，一方武將被打敗抓了成俘虜，后來談和了，獲勝一方的將領下令給手下敗將松綁。說到這個詞時，黃文麟惟妙惟肖地學著唱戲的演員拖著長長的尾音大聲喊“松——綁--！”
　　“當年我們企業家的自主經營權被‘五花大綁’，要給他們解開繩索，同時也有解放思想的意思。沒想到我們使用的‘松綁’這個詞，隨著時代的發展，之后被廣泛應用，成為改革的代名詞，還被收錄《現代漢語詞典》，‘松綁’一詞注釋增加一條‘給企業松綁’。”黃文麟說。
　　1984年3月23日下午，“松綁”呼吁信經大會通過后，黃文麟和福建省企業管理協會秘書長滕能香滿懷著55位廠長經理們的渴望之情，馬不停蹄直奔省委機關，將這封聯名呼吁信送達給省委書記項南秘書手上。黃文麟和55位廠長經理沒有意識到，他們勇闖企業改革深水區的創舉，將自己和福建置放于一個廣闊的歷史時空。當天下午沒過多久，項南秘書打來電話：項南書記對呼吁信已經批示，并轉給《福建日報》了。
　　“沒想到項南書記那么快作出了批示。福建廣大干部群眾公認他是一個思想解放的書記，所以我們才壯著膽直接給他送呼吁信。”黃文麟深情回憶起當時省委書記項南，“他的批示起到了關鍵性的作用。”
　　第二天，1984年3月24日，是一個被載入中國企業改革史冊的日子。《福建日報》頭版頭條刊登了55位廠長經理上書政府要求“松綁”放權的呼吁信全文，猶如一聲春雷沖破思想桎梏，喚醒沉睡大地。人類歷史上無數變革都來自于危機，福建企業經營自主權被“五花大綁”的集體訴苦、要權，就是一場危機的預演。就像項南書記親自在《福建日報》上為55位廠長經理聯名呼吁信代寫的按語，“情詞懇切，使人讀后有一種再不改革，再不放權，就真是不能前進了的感覺。”
　　新聞輿論的強大影響力和福建省政府隨之出臺的企業放權改革政策，迅速引發八閩大地企業改革的滾滾熱浪，特別是對人的思想解放和舊體制種種弊端形成強大沖擊波。
　　很快，企業改革的沖擊波從福建擴展到北京、到全國。時代的浪潮跌宕起伏，奔涌向新的方向。僅僅不到一周時間，3月30日《人民日報》全文轉載福建55位廠長經理《請給我們“松綁”》的呼吁信，在配發的按語中指出，“這封信提出了體制改革的一個重要問題，舊體制阻礙生產力發展的狀況到了非改不可的時候了！”中央各大新聞媒體紛紛轉載，給企業“松綁”放權的呼聲席卷全國，影響廣泛深遠，形成改革共識。
　　給企業“松綁”放權的呼聲也引起了高層和國務院有關部門的高度重視。4月15日，應國家體改委的邀請，黃文麟帶領參會的五位廠長經理代表赴京匯報。國家體改委副主任童大林專門花了兩天時間主持召開中層以上干部會議，詳細聽取黃文麟一行的匯報。黃文麟回憶，“童大林在講話中生動贊揚了呼吁信，像一塊石子扔進池里，掀起層層波浪。他指出，你們提出的問題，正是我們要解決的問題。”時任國家經委主任、中國經濟界德高望重的泰斗袁寶華見到黃文麟匯報組一行，高興地說，“你們做了一件好事，對我們（企業改革）工作起到了很大的的促進作用。”袁寶華在后來2006年一篇文章中，特別贊揚了1984年福建55位廠長經理聯名上書呼吁政府“松綁”放權事件，稱“這一驚世駭俗之舉，擊中了舊體制的弊端，在全國引起強烈反響。”
　　那真是一個激情燃燒的1980年代初。福建率先剪斷綁在企業家手上腳上繩索、闖出一道別人不敢闖的關。1984年5月，國務院頒發了《關于進一步擴大國營工業企業自主權的暫行規定》。9月，黨中央作出《關于城市經濟體制改革的決定》。次年，1985年全國推行廠長負責制，明確廠長是一家之主，擁有法人代表應有的經營管理自主權。企業經營自主權的改革從中央到地方，遍及全國各地，掀起一場轟轟烈烈的企業改革熱潮，壓抑多年的企業活力、創造力噴涌而出，企業經濟效益、經濟增長速度快速提高。中國經濟改革由此進入新階段，從1978年的農村、農民，到1984年的城市、企業，1984年也被稱為中國企業改革元年。
　　當代經濟史學家將1978年安徽鳳陽縣小崗村農戶秘密簽訂農村集體土地承包制和1984年福建55位廠長經理上書政府“松綁”放權呼吁信，并列為中國改革開放史上農民農村和城市企業兩個破冰性質的標志性事件，具有里程碑的意義。前者極大調動了農民積極性，釋放了農業生產力。后者調動了企業經營管理者的積極性，釋放了企業作為市場經濟主體的活力。可以說，福建企業“松綁”放權的改革，是企業制度的重塑。
　　回望40年前的這段歷史，雖說時代造就了英雄，但對改革家來說，打破舊體制的枷鎖，破冰前行，不僅需要勇氣，更是暗合了他的選擇。歷史證明，堅定的改革信念促使黃文麟主動擁抱變革，成為新時代潮頭的改革先鋒。正是從這個意義上講，黃文麟“豁出去了”的成果使企業得到了經營自主權。他的現代企業思想和改革信念，鍛造出一顆奔向市場經濟的開放心靈，是一個時代的印記。
　　為表彰黃文麟對企業改革的突出貢獻，2008年10月6日，黃文麟在北京人民大會堂獲得“影響中國改革30年30人——改革之星”榮譽稱號。在那個開放包容、改革進取的1980年代，涌現許多改革者，群星璀璨絢爛，黃文麟就是其中一顆星。
　　然而，面對接踵而至的榮譽、贊揚和對他個人的高度評價，黃文麟始終謙遜虛心。他過去在會議、表彰等不同場合和自述文章中，多次表示“這不是某一個人的功勞。是時代的呼喚，是企業家、領導者和輿論媒體共同努力、集體智慧的結晶，是合力性效應。”采訪中，黃文麟又一次真誠動情地說，“試想，沒有企業家苦中呼喊，哪會萌生上書之舉，就不會有呼吁信的產生；沒有省委書記項南的批示、果斷決策和國家主管部門領導的高度重視，呼吁信就不會展現出來，不可能起到那么大作用；沒有媒體的傳播，就不會影響到全國，取得改革的破局。”
　　為企業和企業家權益保護而倡導立法

　　黃文麟對企業改革事業的關心和對企業家的厚愛，融入了他的血液中，成為他生命中的一部分。三個子女沒有一個公務員，沒有一個靠他的關系或者他出面打招呼安排工作。但他卻為企業和企業家權益得到永久的法律保障，花了十年時間在北京和福建兩地奔波，經受一次次挫折，毫不氣餒，無怨無悔。
　　他回顧，在企業“松綁”放權過程中，有些地方出現不同程度的“中梗阻”現象，權力下到企業的中間，被梗住了。有的放小權不放大權，有的放權不放心，有的虛放實收，有的明放暗收，甚至有的放了又收。造成放權不到位、不落實的原因，既有政府主管部門的觀念問題，也與部門利益相關。另一方面，企業又出現“三亂”現象，很多部門伸手向企業亂攤派、亂罰款、亂收費，嚴重侵犯了企業的權益。
　　黃文麟進一步指出，隨著經濟不斷發展，全球化加深，企業與企業之間、企業與政府之間、企業與社會之間的各種關系發生了許多新的變化，企業外部環境條件存在的矛盾更加錯綜復雜。就企業來說，政企分開、企業減負、勞資關系以及反對假冒偽劣、反對地方保護以至對外的反傾銷、反補貼等都涉及企業權益問題。就企業家來說，處于各種矛盾交織摩擦中心，改革的利益調整，一些矛盾的激化，往往導致企業家在政治、經濟甚至人身安全等方面遭到傷害。因此應當從根本上制定法律來保障企業和企業家的合法權益。
　　他說到做到，積極推動為企業家權益保護立法。1999年3月，在九屆全國人大二次會議上，作為全國人大代表的黃文麟領銜向大會提交《關于制定企業家法的議案》，這是全國人大會議史上第一次出現為企業家維權的議案。2001年3月，在九屆全國人大四次會議上，黃文麟再次領銜向大會提交《關于要求制定〈中華人民共和國企業經營者合法權益保障法〉的議案》。遺憾的是，兩次提案都沒有結果，有贊成的，有不理解的，甚至反對的。
　　為此，黃文麟請教了時任全國政協副主席、中國企業家協會會長陳錦華。陳錦華表示，“我很贊成企業家立法維權，但是當前條件下，全國性立法的條件不成熟”。并建議黃文麟，“你先從地方法規開始，之后再推動全國立法。”
　　根據陳錦華的意見，黃文麟調整工作方向，回到福建，繼續為立法維權奔波。2002年1月，在福建省九屆人大五次會議上，他聯絡福州、南平兩個代表團，同時向大會提交《關于要求制定〈福建省保護企業合法權益條例〉的議案》。2003年6月，他再度以福建省企聯名義向福建省人大常委會提出將上述議案列入立法規劃的建議。又是連續兩次無功而返，依然沒能讓他退縮。
　　為了給企業和企業家立法，他變身為百折不撓的鋼鐵戰士。
　　2004年黃文麟已是七十歲古稀之年，不再擔任福建省人大代表。在外人看來，他已經徹底退休，自己既不擁有企業，也非企業家，完全可以不再管企業和企業家的事。但他心里裝著企業和企業家，為福建企業和企業家們求得一張永久法律保障的丹心熱忱不改。當年1月，黃文麟商請福建省人大代表、新大陸集團總裁王晶領銜，第三次向福建省十屆人大二次會議提出該項立法議案，參與簽名代表達105位，引起大會高度重視。終于，苦盡甘來，該項立法被列入福建省人大常委會的立法計劃。
　　2009年瓜熟蒂落，經過深入調查論證，福建省十一屆人大常委會第六次會議表決，正式通過了《福建省企業和企業經營管理者權益保護條例》。從1999年到2009年，十年磨一劍，黃文麟為企業和企業家立法四處奔波，矢志不渝。福建省為企業和企業家立法維權走在了全國前列，黃文麟勞苦功高，是為企業和企業家維權立法的第一人。
　　首次提出探索“習近平企業家理念與實踐”

　　習近平總書記曾經在福建工作17年半，“對愛拼敢贏的閩商文化和光榮傳統了如指掌，無論在福建工作期間，還是到中央任職，屢屢贊揚福建55位廠長經理呼吁‘松綁’放權這一標志性改革事件。”黃文麟說。
　　2014年是呼吁松綁放權30周年，又是貫徹18屆三中全會全面深化改革決定的開局之年，黃文麟感悟到又一個改革“春天”到來了。為此，他再次發起用30位企業家名義給習近平總書記寫信，并親自執筆，召開了3次座談會，八易其稿。標題是《敢于擔當，勇于作為——就加快企業改革發展向習近平總書記說說心里話》。信中表達了福建企業作為市場經濟主體、創新主體和投資主體，一定要進一步解放思想，弘揚“敢為人先”的精神，為福建全面深化改革發展做出新的貢獻。
　　這封信2014年5月14日從福州寄往北京習總書記收。7月9日晚上，黃文麟接到在北京開會的時任福建省委辦公廳主任潘征打來電話，告知他喜訊：親眼看見習總書記昨天給福建30位企業家的回信。消息傳到企業家耳中，欣喜若狂，激動心情難以言表。
　　引人注目的是，習總書記回信的第一句話便是1984年“松綁”放權改革。“企業家同志們：你們好！來信收悉。30年前，福建55位企業負責人大膽發出給企業‘松綁’放權的呼吁，很快在全國上下形成共識，成就了經濟體制改革的一段佳話，我對此印象猶深。”
　　黃文麟先后擔任16年福建省企聯會長，對習近平總書記在福建工作期間對企業、企業家的關心、思維和作為，深有體會。黃文麟從理論上悉心探索，首次提出福建是習近平企業家理念重要實踐地，其內涵由四個方面構成：
　　第一，對福建企業家精神的確立。2001年3月24日在福建企業家活動日大會上，時任福建省長的習近平總書記高度評價福建企業家素有“敢為天下先、愛拼才會贏”的開拓創新精神。當年55位廠長經理提出給企業“松綁”的呼吁，就是這種精神的具體體現。“習近平總書記對企業家精神的屢屢贊揚，成為企業家不斷砥礪奮進、勇毅前行的重要精神支柱。”黃文麟說。
　　第二，對企業和企業家地位的認定。同樣在上述企業家活動日大會上。習近平總書記在講話中明確指出，“企業家是企業的統帥和靈魂，是改革和創新的重要力量，也是推動經濟社會發展的生力軍。一個地方的經濟是否繁榮發展，也與企業家隊伍的盛衰直接相關。正是有一大批滿懷改革激情的企業家開拓創新，才不斷推進了全省改革開放和現代化建設的進程。我們要理解企業家、尊重企業家、愛護企業家、支持企業家，在全社會形成對企業家地位和作用的共識。”這一席話瞬間點燃了整個會場熱烈的氣氛，企業家們報以如雷的掌聲。黃文麟說，“這是習近平總書記對企業家的最高定位，是企業家理念的核心內容。”
　　第三，對加強企業家隊伍建設的要求。習近平總書記十分重視和關心企業家隊伍建設，指出“企業發展面臨新的機遇和挑戰，培養與造就一支高素質的企業家隊伍，是擺在我們面前的一項緊迫任務。”企業家要與時俱進，不斷增強創新意識、創造能力和經營水平。在思想建設上，習近平總書記強調企業家要誠信經營。2002年福建省企聯與省文明辦聯合開展了為期三個月的企業誠信調研。黃文麟把調研報告呈送給時任省長的習近平總書記，并建議召開省領導與企業家共話誠信座談會。習近平很快給黃文麟回信，充分肯定調研報告“立意很好”，熱情贊揚“做了一件很有意義的事”，并同意召開座談會。那一天座談會上，他從始至終都認真傾聽企業家們的發言，在最后講話中，總書記闡述了誠信的重要意義，是現代市場經濟的命脈，是企業安身立命之本，誠信同質量、創新一起，構成現代企業生存發展不可缺少的三個基本要素。習近平總書記號召大力推進企業誠信活動，提出企業要樹立正確的經營理念，不斷提高產品質量、服務質量，加強自律，建章立制。黃文麟說，新時代，新征程，發展新質生產力，需要不斷提升企業家素質新水平。
　　第四，對營造優化企業營商環境的倡導。習近平總書記在福州任市委書記時，實行投資項目審批“一棟樓辦公、一站式服務”的制度，經常深入企業，為企業排憂解難。有一次，總書記在福清召開現場辦公會議，當場解決問題，馬上就辦。總書記提倡黨政干部要與企業家建立“君子之交”的關系，成為事業上的錚友，互相交流，不搞權錢交易。“充分說明習近平總書記就是‘親、清’政商關系的倡導者、踐行者。同時，強調要切實維護企業、企業家的合法權益，有力推動了維權《條例》的出臺，營造了良好的法制環境”黃文麟說。
　　習近平總書記高度重視和十分支持作為“企業之家”的福建省企聯工作。黃文麟回憶說，“在當時許可條件下，省企聯主辦的重要活動，他都盡可能應邀參加，這使企聯的同志尤其是企業家們，受到很大鼓舞，企聯的橋梁紐帶作用得到了充分發揮。”
　　黃文麟指出，習近平總書記在福建工作期間親切關懷企業家群體的重要理念與實踐探索，是持續激發福建企業家推進改革發展的寶貴財富和巨大動力，對于塑造福建新的發展優勢、建設新福建宏偉藍圖，具有十分重要的意義。
　　歷史從未真正過去，紀念過去是為了更好地創造未來。2024年是福建55位廠長經理上書“松綁”放權呼吁信40周年，同時也是習近平總書記復信福建企業家10周年，是一個新的重要歷史節點，紀念“兩封信”（呼吁信和復信）對當前和今后的改革具有現實意義和長遠意義。知情人士透露，去年9月18日，黃文麟給福建省委書記周祖翼和省長趙龍寫了一封長信，認為明年是福建“松綁”放權改革40周年和習近平總書記復信福建企業家10周年，福建省應該隆重紀念，他講述了紀念的意義，還提出三條具體建議：明年“松綁”放權問世之日3月24日召開大型紀念大會，由福建省委和省政府主辦；組織“松綁”放權成就展；拍一部專題紀錄片。很快，第二天福建省委書記周祖翼就作出重要批示，采納了黃文麟的建議，并指示有關領導和部門認真研究，提出相關的工作方案。
　　黃文麟幾十年如一日，長期為企業和企業家奔波、疾呼，如今年過90高齡，本該頤養天年，還在繼續操心企業發展和企業家隊伍建設，讓我們深受感動不解地問，“您為企業和企業家情有獨鐘、傾心盡力，為什么如此一貫的關心、呵護？您很深的企業和企業家情結來自哪里？”
　　黃文麟略作思考，緩緩地回答，“我曾經在工業戰線工作12年，其中直接在企業干了5年，機關8年，后來又擔任福建省企業和企業家聯合會會長16年，對企業和企業家比較了解，有著深厚的感情。再說，習近平總書記在福建工作期間，對企業和企業家一貫關心、重視、支持，得到了企業家們的愛戴，使我深受感動和鼓舞。應該作為榜樣好好向他學習，像他那樣對待企業和企業家。”最后，他深情地說“歸根到底，是不忘初心的使命，共產黨員是終身制，黨員不能退休，為人民做有益的事是應盡義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