方志敏獄中二三事

方志敏在獄中

方志敏烈士生命的最后時光是在獄中度過的。在獄中，面對敵人的嚴刑和誘降，他正氣凜然，堅貞不屈，直至英勇就義，始終保持了共產黨人的政治本色和革命氣節。在極其困難的條件下，方志敏一面堅持對敵斗爭，一面本著對黨和人民的事業高度負責的態度，完成了《我從事革命斗爭的略述》《可愛的中國》《清貧》《獄中紀實》等不朽文獻。

“要求筆墨寫我的斗爭經過及蘇維埃和紅軍的建設”

1934年11月，方志敏不幸被俘，囚禁于南昌“委員長行營駐贛綏靖公署”軍法處看守所。入獄之初，方志敏被關押在普通號，與劉疇西、王如癡、曹仰山同囚一室。敵人給他帶了一副比普通囚犯要重10斤的鐵鐐。

方志敏早已將生死置之度外，唯一不能釋懷的就是不能繼續為黨工作。因此，入獄不久，方志敏便主動要求監獄方提供筆紙：“我寫一個條子給軍法處，要求筆墨寫我的斗爭經過及蘇維埃和紅軍的建設，軍法處滿口答應，以為我是要寫什么有益于他們黨國的東西。我在獄中寫下這一本略述，當然是出于他們意料之外的。”

方志敏有了筆墨紙張，寫的第一篇文章就是《我從事革命斗爭的略述》。這是獄中文稿中最長的一篇，有6萬余字。其間寫作曾一度中斷，“停了十幾天沒有執筆，連之前寫好了萬余字的稿子都撕毀了”，但不久仍奮筆疾書，完成了這篇“黨的群眾路線的光輝歷史文獻”。

“手執著筆，一面構思在寫，一面卻要防備敵人進房來”

在獄中，方志敏曾經動員獄友寫作。他寫道：“劉、王兩人常下棋，我對棋是個門外漢，看也無心去看，只是看書與寫文字。我曾囑王寫一寫紅軍的建設，他認為寫好寄不出，沒有意義，不肯寫，仍舊與劉整日下棋。我因他的話，也停了十幾天沒有執筆，連前寫好了萬余字的稿子都撕毀了，后因有法子寄出，才又重新來寫。”這件事情使方志敏清醒地認識到，找到“送信人”是問題的關鍵。

功夫不負有心人。就在這個關鍵的時刻，一個關鍵的人物出現了。他就是胡逸民。

胡逸民也是囚犯，但身份特殊。他早年參加過同盟會，追隨孫中山革命，孫中山逝世時，他是遺囑的見證人和守靈者；他擔任過國民革命軍軍事法官，國民黨清黨審判委員會主席，高等法院院長和南京、徐州、漢口中央軍人監獄的監獄長等職。1934年7月，因國民黨官場傾軋，胡逸民也成了犯人，被囚禁在南昌軍法處看守所。鑒于胡的特殊背景，獄方對胡監管寬松，生活優待，除了不能離開監獄，其他都很自由，連姨太太向影心也帶在身邊。胡逸民在回憶錄中寫道：“我雖是囚徒，卻當面要訓斥牢卒，連所長也得讓我幾分。”

胡逸民目睹了方志敏的入獄。他非常好奇，想了解“共產黨三省蘇維埃主席”究竟是個怎樣的人，于是有事沒事就去方志敏的囚室，接觸多了，從心里敬佩方志敏。他甚至要求監獄“關押方志敏四人的囚室白天不要上鎖，進出方便。我經常到他們的囚室去閑談，久而久之，彼此就漸漸地熟悉起來了。”

為了爭取胡逸民，方志敏與之談了許多話。寫了許多信。

據胡逸民回憶：“我夫人經常帶些吃的東西來探望我，我也拿些給方志敏。我介紹夫人與方志敏認識。有一天，方志敏試探性地問我，能否為他捎一封信，我滿口答應，保證由我夫人送到。”

胡逸民每次去找方志敏聊天，都看見方在寫作，可是有一段時間，方志敏突然擱筆不寫了，胡好生奇怪，問：怎么不寫了？

方志敏嘆了一口氣，說：“寫了也沒用，又送不出去。”

胡逸民答道：“那不見得。如果你信任我，這件事我替你辦。”

“如果先生愿意替我出力，那我將努力地寫好它，寫多少，算多少，鞠躬盡瘁，死而后已。我希望這些文稿在我死后能送交我的同志。”

“我說到做到，請您放心。”胡逸民答道。

方志敏見他答應幫助將文稿送出，越發精力充沛地“重新來寫”。

由于隨時都可能被敵人殺害，方志敏沒有長遠的寫作計劃，只能想起什么就寫什么，而且爭分奪秒地寫。在一篇文章中，方志敏寫道：“何時槍斃——明天或后天，上午或下午，全不知道，也不必去管。在沒有槍斃以前，我應將贛東北蘇維埃的建設，寫一整篇出來。我在這炎暑天氣下，汗流如雨，手執著筆，一面構思在寫，一面卻要防備敵人進房來。我下了決心，要在一個月內，寫好這篇文字。”寫作消耗了方志敏“許多思想和心血”，以至不久，“頭上的白發，差不多增加了一倍”。在短短的6個多月中，方志敏以驚人的毅力和頑強的意志，克服種種難以想象的困難和疾病折磨，完成了近14萬字的重要文章。

“若能越獄出去，當然要用比前加倍勤苦的精神去工作”

自被捕之日起，方志敏就將生死置之度外，“常是這樣笑說著”，“心體泰然，毫無所懼，我們是視死如歸”，對于“國民黨要人們來勸降，雖然知道他們是在放一大堆臭屁，但他不大答話，不與他們爭辯”。對于同是底層的如看守和警衛，“則不放棄一點時機”，一有機會就孜孜不倦地向他們積極宣傳革命道理。方志敏的宣傳工作取得了很好的成果，監獄文書高家駿被他的堅貞品格所感動，對革命產生了同情心，表示愿意為方志敏做些事情。他還答應寫信給在杭州教書的女友程全昭，托她幫助將文稿送出去。到了后來，敵人有所察覺，“看守所的官吏們嚴格禁止看守衛兵到我房來，怕接近我而受到我的煽動。我在此宣傳了10個人來參加革命，將來可望發生作用。未能廣大發展的原因，就是他們將我與許多人隔絕，不能接（觸）”。

同時，他也展現出高度的革命樂觀主義精神：“我們是共產黨員，當然都抱著積極奮斗的人生觀，絕不是厭世主義者，絕不詛咒人生，憎惡人生，而且愿意得脫牢獄，再為黨工作。”

入獄之初，方志敏以為馬上就會被處死，“在刑場就戮的份兒大概要占百分之九十九吧”，后來情況發生變化，他曾產生過越獄的想法。

一天，一個看守前來報告：“報告你一個好消息，你們的案子被拖下來。”

“怎么的，請說明！”

“處里呈了一封公文上去，說你們沒有投降之意，擬定要槍斃；但上面批了下來，卻是‘緩辦’兩字。看來，你們的案子，一時解決不了了。”

過了幾天，看守又來報告：“你們的案子有希望了。”

這個消息讓方志敏產生了更為積極的想法。他寫道：“我不應該利用目前的一切可能與時機，去圖謀越獄嗎？我不應該對敵人施行一些不損害革命利益的欺騙和敷衍，以延緩死刑之執行嗎？應該的，應該如此做去。”“一個共產黨員，應該努力到死！奮斗到死！是的，應該決定！就是這樣決定吧——以必死的決心，圖謀意外的獲救！”

他甚至憧憬著沖出牢籠，繼續為黨工作的情景：“這次若能越獄出去，當然要用比前加倍勤苦的精神去工作，一兩年后，創造幾十縣的蘇區，發動幾百萬的工農群眾起來斗爭，創立幾千幾萬的紅軍，那都是完全可能做到的。”

不久，方志敏積極行動，就越獄征求獄友的意見。獄友認為，監獄“是敵人最鞏固的后方，不容易沖出去”，“無外援是不能成功的”。

方志敏聽取了獄友的意見后毫不悲觀，反而從獄友的話中得到啟發。他寫道：“最苦的就是不知黨的通信處，不能將獄中情形報告黨。請黨來援救，這確是一個極大的困難了。”隨后，方志敏千方百計地與地下黨取得聯系。1935年6月，方志敏終于托人將《給黨中央的信》交給了上海的中共地下黨組織。在該信中，方志敏特別匯報了自己越獄的計劃：

我想，若能越獄，必用盡力量，進行工作，在最短期內，恢復損失了的軍隊并創造大塊蘇區，以贖罪雪恥！我們認為越獄是有極大可能，若得外援，可望成功。但4個月來，都找不到一人來，而中央也不能知道我們的情形，這是我們最感苦悶的事情。

不幸的是，此時革命暫時處于低潮，中央紅軍正進行戰略轉移，無法為獄中的方志敏等同志提供援助。1935年8月6日，方志敏在南昌英勇就義，實踐了自己“努力到死，奮斗到死”的豪邁誓言。

（作者單位：江漢大學馬克思主義學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