變革中尋路——精英共話機遇與挑戰

在第十七屆中國企業發展論壇大時代大灣區大機遇合作峰會上，來自粵港澳大灣區的6位精英級企業家，圍繞“創新與發展”的話題，進行了一場精彩的觀點碰撞

12月22日，在第十七屆中國企業發展論壇大時代大灣區大機遇合作峰會上，來自粵港澳大灣區的6位精英級企業家，圍繞“創新與發展”的話題，進行了一場精彩的觀點碰撞，引起了與會者高度共鳴。

政策紅利是最大的機遇

中共中央、國務院印發的《粵港澳大灣區發展規劃綱要》中提出，粵港澳大灣區要建成充滿活力的世界級城市群、國際科技創新中心、“一帶一路”建設的重要支撐、內地與港澳深度合作示范區。

自中央提出“粵港澳大灣區”國家戰略，大灣區建設和“灣區經濟”得到了快速發展。“我舉一個小例子，深圳市南山區的一個街道辦十分鐘路程的地盤就有包括恒大、華為、大疆等在內的112家上市公司。”第十三屆全國人大代表、廣東德愛教育集團董事長繆國樂認為，政策紅利是大灣區發展的最大機遇。他列舉深圳南山區借助改革開放東風，實現了經濟翻天覆地變化來印證他的觀點。

察勢者明，趨勢者智。看準了變動的國際形勢以及大灣區無可限量的發展未來，遠征國外商海數十年的華人企業家也更加重視國內發展。“我在澳大利亞生活了幾十年，我同時在深圳這邊也有自己的企業，我經常往來于中澳之間。”澳中企業發展聯合會聯席主席陳衛東表示，他看到了深圳在不遠的將來有望成為大灣區領頭城市的必然性，所以他更加重視深圳和國內市場。

不僅如此，外商們也不斷進來。國際中小企業聯盟協會馬來西亞分會主席KENNY（林江坡）表示，當前國際形勢風云變化，單邊主義和保護主義讓全球貿易遭受重挫。在這種情況下，中國政府提出的“一帶一路”倡議，秉持共商共建共享原則倡導多邊主義，這是推進和完善全球貿易投資自由化最有益的一個探索，是對多邊主義和國際合作的重要貢獻。“作為土生土長的馬來西亞商人，我將帶領企業融入粵港澳大灣區并借助中國的‘一帶一路’倡議走向新加坡、泰國、印度尼西亞、越南乃至全世界。”

大灣區也面臨著很多挑戰。“大灣區的南沙和前海值得關注，我們大灣區最大的關鍵核心點是軟聯通和硬聯通，前海對接香港，南沙則是大灣區里面政策最寬松的。深圳的地方就2000平方公里，以后怎么辦？”繆國樂認為這需要引起思考和關注。

機遇與挑戰并存

機遇和挑戰是一對孿生兄弟。有機遇的地方布滿挑戰，有挑戰的地方也充滿機遇。

“其實機遇無處不在。”澳藍智康科技集團董事蔣萬豪從個體所處大時代坐標的角度談了機遇和挑戰的關系。他認為，敢拼才會贏。

在他看來，70年代末至80年代初，那一代企業家是在政治風險挑戰下抓住機遇，從而翻轉和改寫了人生。80年代末至90年代則是出現了股份制改革的機遇。2000年的時候，一大批人抓住了房地產和互聯網的發展機遇。在當前新時代下，以區塊鏈、人工智能為主的信息技術將是新一輪風口。

廣州蒲公英時光文化發展有限公司董事長許統文認為，正是抓住了深圳在大灣區戰略下的教育發展機遇，他的女子學堂事業才能在創業一年半就得到迅速成長，目前已經在全國120個城市落地，擁有30萬會員。

企業習慣從宏觀大勢中找機遇，從微觀個體層看挑戰，機遇是相同的，不同的企業面臨的挑戰卻各異。許統文透露，自己企業的挑戰來自三個方面：企業的初心和戰略迷茫，以及產品質量把控。

作為外貿型企業，繆國樂看到的是即將于2020年1月1日實施的《外商投資法》為基礎的新的法律體系對國內企業帶來的沖擊和挑戰。《外商投資法》將放寬外商投資市場準入，并全面取消負面清單之外單獨針對外資的限制措施，促進內外資企業公平競爭，這意味著所有企業都將面臨更激烈的競爭。

“做事業，我認為一定是要找到‘A級同頻’的團隊，我覺得人對了，其實所有的挑戰都不是問題；人不對，機遇再多也沒用。上下同欲者勝。”蔣萬豪說。

不謀長遠者，不足謀一時；不謀全局者，不足謀一域。“我們要站在未來看現在，站在深圳看中國，站在香港看全球。”蔣萬豪表示，他關注的是2020年如何快速進行自己“1+10和1+30”模式的實體落地。“1+10模式，是指我們將以香港為圓點輻射十個國家的事業部；1+30模式指的是以我們深圳的公司為圓點，向國內城市輻射30個事業部。”

緊跟國家戰略和產業政策才能馭勢者贏。在繆國樂看來，未來的新經濟一定要跟著國家乃至于全球的大勢去走，“我覺得未來三年到五年絕對是數字經濟的浪潮，看我們能不能把握。”

陳衛東也認為，企業應緊跟大時代發展方向，大膽跟隨國家“一帶一路”積極出海走出去，“這既是挑戰，也是時代賦予我們一個大的機遇。”（作者：本報記者 何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