復旦大學金融EMBA項目何治國教授：橫跨中美，求同存異，講好屬于中國的“金融故事”

2007年，美國華爾街舉足輕重的投資機構雷曼兄弟將年度獎項——“雷曼兄弟優秀金融”研究大獎頒發給了從中國赴美留學的年輕學者何治國。一年之后的2008年，雷曼兄弟受多方因素影響導致投資失利，在談判收購失敗后宣布申請破產保護，引發了全球金融海嘯。

頗為巧合的是，復旦大學國際金融學院特聘教授何治國此前在西北大學讀博時的學術方向，剛好就是“研究代理人問題在金融市場中的作用及其影響”。

長久以來，在經濟和金融學界，一個重要學術理論的“落地”往往要依托于某個重大的社會“事件”，有著明顯的“滯后性”。最典型的就是現代宏觀經濟學是在經歷了20世紀20——30年代的美國大蕭條之后，才成為了一門獨立的學科。

相比之下，何治國這一次長達5年、頗具預見性的課題研究無疑是前瞻且“精準”的。一時間，這位剛滿而立之年的學者收到了多方關注的目光。人們好奇于他此前的過往，更對他未來的學術人生充滿了期待。

因為一篇文獻，毅然踏上赴美求學之路

套用網上流傳已久的那句“因為一個人，愛上一座城”，何治國是因為一篇文獻，才“一發不可收拾”地踏上了赴美求學之路。世紀之交，正在清華大學經管學院讀研究生的何治國看到了Fama和French于1992年發表在Journal of Finance的一篇關于三因子模型的文章，帶給了他很大的觸動：

“那時候Fama還沒有獲得諾貝爾經濟學獎，但我就是覺得這個作者非常了不起，能夠用簡單的方法把一個原本很復雜的金融問題論述得清晰明了。”

何治國用“茅塞頓開”來形容自己讀過Fama文章之后的頓悟。也就是從那時起，他萌生了出國讀博繼續學術道路的想法。接下來，何治國用一年時間完成GRE考試并收到了波士頓大學的offer；赴美兩年后又轉到西北大學，獲得該校金融學博士學位。

客觀地講，何治國和很多傳統意義上的在美華人學者既相同、又不同：共同點在于大家對于學術抱有著同樣的熱忱；不同之處則在于很多華人學者都會選擇研究資產定價，但何治國因為對數學和建模比較熟悉，同時又對公司金融非常有興趣，所以把研究方向主要集中在“金融危機和微觀經濟結構對彼此的影響”上面。

2008年的美國金融危機帶來的影響是方方面面的。學界意識到來自于內部的“風險”才是最可怕的，開始針對機構行為、行業規則、以及政府政策對危機的管控、處理和影響等課題展開了多項研究，并在世界范圍內掀起了一股學術熱潮。但盡管“后來者”眾多，何治國卻始終保持著不小的“先發優勢”。

在何治國看來，美國財政部和美聯儲在2008-09年的聯合救市是政府和市場間一次典型的“互動”行為。“中國當然也需要這種互動。但我們并不是說政府越‘強勢’越好，或者市場越大越好；而是應該尋求兩者間的良性循環、相互成就。”

在芝加哥大學工作了16年之后，何治國轉赴斯坦福大學開啟了一段全新的征程。在總共產生了100+諾貝爾獎得主、10位菲爾茲獎得主以及4位圖靈獎得主的芝大校園里，相信會有很多人這樣介紹何治國：

“他曾擔任芝大 Fuji Bank and Heller 金融學講席教授、芝大布斯商學院Fama-Miller 中心主任和芝大貝克爾弗里德曼經濟研究所中國中心主任。他獲得過Alfred P.Sloan研究獎學金、Smith-Breeden一等獎、Brattle Group一等獎等研究獎項；他的研究成果發表于Econometrica、American Economic Review、Review of Economic Studies、The Journal of Finance等頂級學術期刊；他是一位刻苦、專注且杰出的學者。”

用“看過世界”的宏觀視角，去剖析中國經濟發展現狀

在全球經濟下行壓力持續凸顯的當下，中國的國內經濟同樣面臨著巨大的困難和挑戰；“金融危機”距離我們似乎已不再遙遠。為此何治國拋出了一個很新穎的觀點：中國經濟正在面臨“灰犀牛”，但需要明確的一點是，現階段的中國經濟問題與美國金融危機仍有著本質上的差別。

在他看來，美國2008年金融危機實際上是一場“金融機構之禍”。“當時大家都會通過金融機構去貸款，所以一旦房市衰退，金融機構的資本金就會大量缺失，進而引發一系列的問題。”而中國現階段所謂的“經濟危機”在宏觀層面上是一個轉型問題，跟金融市場的關系并不大，重點還是應該著眼于房地產和經濟結構調整等方面。

站在一個有能力“透過美國看中國”的金融學者的角度，何治國為中國這一次的經濟轉型開出了一個涵蓋“信息透明”、“監管透明”、“化債”和“公開市場操作”等關鍵詞的“藥方”。他表示早在1998年，中國經濟就已經經歷過一次重大的轉型。“當時的我們能夠從陣痛中一步步走出來，這次也一定可以再次做到‘有序穩進’。”

從當年滿懷憧憬、一心追求學術理想的有志青年到如今的知名學者，從學生到老師；從芝加哥大學到美國國家經濟研究局、再到斯坦福大學商學研究生院，以及數十篇收錄于核心期刊的學術論文和各類學術獎項……何治國一直在自我蛻變。而唯一“不變”是他在近20載的學術生涯中，始終保持著對中國經濟發展的高度關注與洞察。

何治國此前還曾在芝加哥大學開過一門專門講中國金融市場、向外國學生介紹中國金融領域發展的MBA課程。他雖然身在國外，卻始終有一雙“默默望向中國的眼睛”。

近年來，他開始更多聚焦于金融科技、區塊鏈與數字金融資產領域，并洞見了中美兩國在數據管理上的顯著差異。“美國在數據保護方面會由上層制定一些規則，然后以市場主體為主，以數據為思路。”反觀中國，大量零散的數據都沉淀在政府手上。他因此認為，我們的政府需要更加“有作為”，也更加值得人們期待。

在全新的講臺上，做一個有思想的金融講述者

作為復旦大學國際金融學院的金融學特聘教授，何治國和學院之間有著一段長達七年的緣分。可以說，他是學院這些年來從成長到成熟的見證者之一。何治國用“年輕、活力、國際化和專業化”來總結對復旦國金的印象。他尤其認同學院在引進師資方面做出的一系列建設性舉措：

“我認為評判一所學校成功與否主要就是看它的‘師’和‘生’。我們學院在師資團隊的打造方面是很用心的，這不光有利于學院發展，長遠來看對中國經濟金融的學術研究也能起到很好的推動和促進作用。”

長久以來，包括金融在內的很多領域都存在關于“西學東漸是否能夠解決中國問題”的討論，何治國對此給出的答案很直接：完全照搬肯定不行。他還是以金融危機為例：“美國應對金融危機的做法大抵是采取積極的財政政策、救銀行；再通過定向‘撒錢’讓市場自己恢復。”但如果換成中國，他則主張開展產業調整、增加產業價值創造，從而推動產業向更先進、更高附加值的方向升級。

不可否認，中國與西方有著不同的社會形態和經濟學場景，但這并不意味著兩者之間不存在普遍性的理論根基。何治國肯定“相同”，也接受“不同”；“我們有自己的歷史背景、發展模式和社會現狀，只要遵從經濟學的發展規律一步一個腳印地走下去，就一定可以講好一個屬于中國的金融經濟故事。”

學者對學術的追求是永無止境的。眼下何治國已經有了下一步的研究方向：嘗試“剖析”棚改對中國經濟發展的影響。“利用基建引導人口流動會令一些城市的人口凈流入增加，進而導致房價整體向上壓力。在此過程中衍生出的貨幣化、包括房票等問題都是非常值得去深度探索的。”

與此同時，何治國也在密切關注人民幣的匯率問題、以及離岸人民幣和在岸人民幣“價格形成機制與美元匯率產生的影響”，但這些課題僅僅是他工作計劃的一小部分。作為復旦國金的一份子，何治國最為期待的還是投入到國內波瀾壯闊的金融發展建設之中，和學院一起為中國高端金融人才的培養貢獻自己的一份力量。

金融是一門“距離”經濟很近的學科，影響著國家的經濟增長和穩定性，一個國家金融體系的發達程度還直接關乎其國際競爭力和話語權。因此，“學好金融、回饋社會”對于國內的金融從業者而言是責任，也是使命。何治國期待和復旦大學國際金融學院的金融EMBA項目的學子們一同迎接這場時代的金融大考，他也有信心交出一份讓大家滿意且足夠精彩的答卷。

提燈引路，拾光筑夢。復旦大學金融EMBA項目始終秉持崇高使命，致力于培養洞悉中國金融力量、引領中國經濟未來的新商業領袖。項目強大師資陣容兼具深度與廣度，發力國際化與實戰化，引導精英學子探尋真知灼見，構筑前沿視野，立足于更廣闊的人生舞臺之上，書寫屬于個人和時代的精彩傳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