游志斌：中國式現代化視角下的城市公共安全治理

2023年2月7日，習近平總書記在新進中央委員會的委員、候補委員和省部級主要領導干部學習貫徹習近平新時代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思想和黨的二十大精神研討班開班式上的講話中指出，“推進中國式現代化是一個系統工程，需要統籌兼顧、系統謀劃、整體推進，正確處理好頂層設計與實踐探索、戰略與策略、守正與創新、效率與公平、活力與秩序、自立自強與對外開放等一系列重大關系。進行頂層設計，需要深刻洞察世界發展大勢，準確把握人民群眾的共同愿望，深入探索經濟社會發展規律，使制定的規劃和政策體系體現時代性、把握規律性、富于創造性，做到遠近結合、上下貫通、內容協調”。

習近平總書記還特別指出，“要增強戰略的前瞻性，準確把握事物發展的必然趨勢，敏銳洞悉前進道路上可能出現的機遇和挑戰，以科學的戰略預見未來、引領未來。要增強戰略的全局性，謀劃戰略目標、制定戰略舉措、作出戰略部署，都要著眼于解決事關黨和國家事業興衰成敗、牽一發而動全身的重大問題”。

黨的二十大報告指出，“推進國家安全體系和能力現代化，堅決維護國家安全和社會穩定”，“提高公共安全治理水平”，完善“國家應急管理體系”。

2022年，國務院印發了《“十四五”國家應急體系規劃》（以下簡稱《規劃》）。《規劃》指出，“到2025年，應急管理體系和能力現代化建設取得重大進展，形成統一指揮、專常兼備、反應靈敏、上下聯動的中國特色應急管理體制，建成統一領導、權責一致、權威高效的國家應急能力體系，防范化解重大安全風險體制機制不斷健全，應急救援力量建設全面加強，應急管理法治水平、科技信息化水平和綜合保障能力大幅提升，安全生產、綜合防災減災形勢趨穩向好，自然災害防御水平明顯提升，全社會防范和應對處置災害事故能力顯著增強”。

《規劃》是我們黨對一系列安全工作的戰略總結。比如，“構建統一領導、權責一致、權威高效的國家應急能力體系”是黨的十九屆三中全會提出的具體任務；“構建統一指揮、專常兼備、反應靈敏、上下聯動的應急管理體制”是黨的十九屆四中全會提出的工作要求；“防范化解重大風險體制機制不斷健全”是黨的十九屆五中全會作出的具體要求。

《規劃》指出，“到2035年，建立與基本實現現代化相適應的中國特色大國應急體系，全面實現依法應急、科學應急、智慧應急，形成共建共治共享的應急管理新格局”。另外，《規劃》除了提出宏觀的戰略目標，還提出了具體的任務要求。這些具體的任務要求需要我們在實踐中繼續探索。

《規劃》還指出：“應急管理基礎薄弱。應急管理體制改革還處于深化過程中，一些地方改革還處于磨合期，亟待構建優化協同高效的格局。防汛抗旱、抗震救災、森林草原防滅火、綜合減災等工作機制還需進一步完善，安全生產綜合監管和行業監管職責需要進一步理順。應急救援力量不足特別是國家綜合性消防救援隊伍力量短缺問題突出，應急管理專業人才培養滯后，專業隊伍、社會力量建設有待加強。科技信息化水平總體較低，風險隱患早期感知、早期識別、早期預警、早期發布能力欠缺，應急物資、應急通信、指揮平臺、裝備配備、緊急運輸、遠程投送等保障尚不完善。基層應急能力薄弱，公眾風險防范意識、自救互救能力不足等問題比較突出，應急管理體系和能力與國家治理體系和治理能力現代化的要求存在很大差距。”

在中國式現代化視野下，在城市公共安全治理實踐中，我們要對風險有充分的認知。“風險”一詞在黨的二十大報告中出現了16次。從廣義上講，只要某一事件的發生存在著兩種或兩種以上的可能，就認為該事件存在風險。《現代漢語詞典》中，對“風險”的解釋是“可能發生的危險”。可以說，風險具有目標和不確定性兩個重要因素。風險中的目標是指不同方面（比如健康、安全、環境等）和層面（比如戰略、組織、項目、產品、過程等）的目標；不確定性是指對事件及其后果可能性的信息缺失或片面了解的一種狀態。

習近平總書記曾指出，“推進國家治理體系和治理能力現代化，必須抓好城市治理體系和治理能力現代化”。隨著城市的高速發展，城市的安全風險不斷加大，事故的隱蔽性、突發性、耦合性明顯增強。我們面臨包括新工藝、新材料、新業態增量帶來的諸多風險。所以，在制度建設上，我們也要不斷地完善進步。除了制度建設，我們還需要法治建設來支撐城市公共安全治理。2007年施行的《中華人民共和國突發事件應對法》對城市公共安全治理的具體實施具有里程碑的意義。

2018年，中共中央辦公廳、國務院辦公廳印發了《地方黨政領導干部安全生產責任制規定》。對于這個規定，各級領導干部要結合經典安全案例來學習。習近平總書記曾強調，“要加強城市運行管理，增強安全風險意識，加強源頭治理”。所以，我們一定要把安全放在第一位，把住安全關、質量關，并把安全工作落實到城市工作和城市發展各個環節各個領域。另外，2018年，中共中央辦公廳、國務院辦公廳還印發了《關于推進城市安全發展的意見》，要求各地區各部門結合實際認真貫徹落實。

黨的二十大后，許多城市都針對自身情況對安全工作作了部署。隨著我國城市化進程明顯加快，城市運行系統日益復雜，安全風險不斷增大。一些城市安全基礎薄弱，安全管理水平與現代化城市發展要求不適應、不協調的問題比較突出。所以，我們在城市公共安全治理中要加強四個方面建設：第一，建立清晰、詳細的風險清單；第二，將城市的綜合性風險、系統性風險與城市公共安全治理體系有機結合；第三，提高領導干部與城市公共安全治理從業人員的專業素養；第四，完善制度建設。

黨的十九屆五中全會明確提出了“十四五”時期應急管理工作目標：防范化解重大風險體制機制不斷健全，突發公共事件應急能力顯著增強，自然災害防御水平明顯提升，發展安全保障更加有力。這個目標是對以往工作的戰略總結和思考，是具有里程碑意義的。

（根據中共中央黨校（國家行政學院）應急管理培訓中心教授游志斌《中國式現代化視角下的城市公共安全治理》摘編整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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