從路徑依賴、地理因素、對外開放和企業家精神看——古代中國經濟重心的轉換

秦漢以來，中國經濟重心經歷了從北方到南方轉換的過程，前期經濟重心在北方，后期經濟重心在南方特別是江南和東南地區，分界線是南宋。南宋以來，南方特別是江南一直是中國的經濟重心；從1978年至今，南方的經濟重心地位不斷得到加強。縱觀中國2000多年來經濟重心轉變歷程，以1000年為中折線，前一個時期是人口大規模向南方遷移而導致的經濟重心轉換到江南地區，這一時期大規模的人口遷移，其原因不是由于南方經濟發達，而是因為戰亂（如東漢末年的戰亂、西晉時期的永嘉之亂），但南方地區卻因北方人帶來的先進生產力而促進了當地的開發、發展與繁榮。在南方成為經濟重心后，中國的經濟重心就沒再改變過。至少從南宋以后，北方就再未成為中國的經濟重心。

歷史的路徑依賴因素。一個地區為什么發達，其中一個原因就是歷史上這個地區本身就很發達，歷史賦予其發展的產業基礎、技術基礎和制度基礎，區域差距是歷史的函數。唐朝時期，江南的蘇州地區（姑蘇）就是一個“小橋流水人家”的富庶之地。我們在宋朝著名詞人柳永的《望海潮·東南形勝》中也可見一斑。詞中對杭州（錢塘）進行了生動的描述：“東南形勝，三吳都會，錢塘自古繁華。煙柳畫橋，風簾翠幕，參差十萬人家。云樹繞堤沙，怒濤卷霜雪，天塹無涯。市列珠璣，戶盈羅綺，競豪奢?！庇纱丝梢?#xff0c;宋朝時期的杭州已經是個大都市，而且商品經濟發達，買賣興隆，市列珠璣，家家綾羅綢緞，競相攀比豪華闊綽。

地理因素。有學者認為，東北地區的衰落在于氣候寒冷，這可能是一條原因。的確，地理因素在經濟發展中處于重要地位。南方地區特別是東南沿海省份有漫長的海岸線和相對濕熱的氣候，正是有利的自然地理因素，但更重要的是經濟地理條件的轉變。亞當·斯密在《國富論》中提道：“由于水運開拓出了比單一陸運更為廣泛的市場，因此各行各業的分工改良，自然而然地最先出現于沿海沿河一帶。這種改良往往要經過很長時間才能在內陸地區普及推廣開來。假如世界上只有陸運這一種運輸方式，那么那些偏遠地區之間肯定沒辦法進行商業往來……遠離河海的內地生產出來的產品，長久以后都只能在附近區域銷售，而無法遠銷各地?！蹦戏降貐^特別是東南地區在近代經濟地理條件的優越性大大增強，臨海意味著交通便利，更臨近世界市場，經濟自然發展得更快。

對外開放因素。宋朝的經濟非常發達，“華夏民族之文化，歷數千載之演進，造極于趙宋之世”。原因何在？對外貿易是其中重要的秘訣。宋朝的海上貿易十分發達，已經擺脫了朝貢貿易的窠臼，海上貿易的主要產品是陶瓷和茶葉，這與陸上的絲綢貿易不同。這時候，大批的阿拉伯商人到宋朝經商主要聚居在福建的泉州，泉州成為海上絲綢之路的起點和東方第一大港，人口超過百萬，宋朝的銅錢也成為東亞、東南亞乃至非洲部分國家的通用貨幣。明清多數時間實施海禁政策，明朝與海外國家的貿易，也以勘合貿易形式存在?？焙腺Q易是朝貢貿易的一種，指明朝外國來華進行朝貢貿易的一種稱呼，也稱“貢舶貿易”。即使是勘合貿易，也主要發生在東南沿海地區。清朝時期不論是“一口通商”還是“五口通商”皆發生于東南沿海地區，無一個通商口岸在北方。

企業家與企業家精神。在南北經濟發展過程中，南方地區特別是東南地區具有的企業家與企業家精神成為難以復制的內在驅動力量。東南地區上海與江蘇地形以平原為主，江蘇省平原面積占比86.89%，利用這種優勢，江南成為中國的經濟重心。而浙江省、福建省、廣東省的地形特征并不具備江蘇特征，三省均以山區為主，發展經濟的條件并不優越。浙江“七山一水兩分田”，全省陸域面積中山地占74.6%；福建省境內山地、丘陵面積約占全省總面積的90%；廣東省山地丘陵臺地占全省土地總面積的80.22%，而平原僅占19.78%。由于農業發展受地理條件的影響，三省人民向內發展受阻，只能向外闖蕩以謀求生路。與南宋程朱理學“存天理、滅人欲”“重義輕利”的主流思想相對，南宋永嘉學派提出“事功”思想，主張“經世致用，義利并舉”“以利和義，不以義抑利”，反對傳統“重農抑商”的政策，主張通商惠工、減輕捐稅、探求振興南宋的途徑。在這樣義利并舉、工商皆本的自由、開放的思想環境中，東南地區企業家形成了一種勇于拼搏、敢于冒險的創業精神、吃苦精神、開拓精神，企業家精神得到弘揚。

（作者為南京大學長江產業經濟研究院教授、博導）